- 周一 10月 23, 2023 10:18 am
#2744
学人心目中的普林斯顿
· 普林斯顿在学人心目中基本上学术的麦加圣地、学术高地。但MIT哈佛耶鲁斯坦福肯定不是,从来都不是,未来看上去也不是。哈佛是分中心,耶鲁最多只是分中心。
· 美国的德法英等的世界级大师基本都在普林斯顿,没去MIT哈佛耶鲁斯坦福,个别去了芝大、伯克利。
· 美国本土出生或本土成长的大师大多是普林斯顿出身,比如: E. Witten, J Nash, J Milnor, M. Freedman, D. Sullivan, C. Fehherman,E. Stein,...,也有一些出自MIT。
· 大的原创基本上都是在普林斯顿(还有 德国哥廷根大学、法国巴黎IHES)。
· 美国的演讲中经常提到的词就是普林斯顿(在那里做个什么)。也会提到你伯克利、芝大、MIT,频率不大。几乎不会提到哈佛耶鲁。一般观众可以看看Youtube上的名人演讲和采访。比如:
D. Sullivan,James,J. Simons的数学演讲,其中就讲到普林斯顿的研究。
D. Sullivan,James (他是普林斯顿大学出来的大数学家,主要成果也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的,哈佛的菲尔兹Curtis T. McMullen 现任教授是他指导的,他当时和现在都在SUNY,CUNY )
甚至在J. Simons(他是MIT和伯克利(博后)出身)的采访中也谈到他在起在普林斯顿的研究。
J. Simons的数学演讲
· 哈佛耶鲁有一些专业领域里五名-七名开外的名家。哈佛的主要来自德法之外的欧洲国家比如芬兰英国等。哈佛的这些名家大多不是哈佛自己培养的,而是IHES,SUNY,,英国,莫斯科培养出来的。耶鲁的来自前苏的多些。
· 哈佛、耶鲁的政治影响力巨大,好比在中国的中央党校和人大。
中国人名家丘成桐在普林斯顿的几段经历,摘自丘的自传《几何人生》
我写了封信给项武忠(他当时刚从耶鲁转到普林斯顿),问他我可否在普林斯顿以斯隆学者的身份至少待上半年。几天后,他告诉我数学系并没有足够的办公室。时隔多年,人也比较世故了,知道项武忠和其他人如果愿意我来,办公室总是可以找到的。我写信给系主任可能有不同的结果,但已经太迟了。依靠相识的人是个错误,因你不知道他是否欢迎你。(不无讽刺地,几年后情况完全改变了。普林斯顿的系主任请项武忠打电话来,说要请我去当教授。我当下推却了。那不是报复,只是当时还不是去的时机。)
在多次访问中,我认识了迈克尔·弗里德曼(Michael Freedman)。那时弗里德曼还是系里的年轻小伙子,正在努力破解四维空间的庞加莱猜想。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这问题,有时就在他家后院的游泳池里面或者旁边。普林斯顿的好些拓扑学者对弗里德曼的方法不以为然。他们倾向于运用米尔诺创立的割补手术技巧,我却对弗里德曼的方案感兴趣。他利用一种叫Bing topology的方法。当工作接近尾声时,我问他结果可否在JDG上发表,他同意了。普林斯顿的人很快便发觉他们要错失成果了。他们断言,文章应该在普林斯顿出版的《数学年刊》上发表,这是天下第一的数学学报。那里的拓扑学家比尔·布劳德(Bill Browder)以及他的同事项武忠都打电话给我,说拓扑学中最好的文章应该在最好的学报,即《数学年刊》上发表,这才是正路。但我不为所动,平静地解释说,已经跟弗里德曼谈过多次了,这是他的决定。如他要撤回文章,我会二话不说立即应允。在最后关头,我跟弗里德曼说,他的文章对JDG十分重要,会大大提升学报的地位,由此也对微分几何这科目有利。这些话最后令弗里德曼没有改变初衷。他的论文《四维流形的拓扑》于1982年发表于JDG,并凭此文获得菲尔兹奖。
我从约翰·米尔诺的书《莫尔斯理论》学到很多关于这理论的内容。很惊讶莫尔斯本人非常讨厌这本书和它的书名,说它应该叫《极限点理论》才对。传说莫尔斯收到这本书后,随即把它撕烂并扔进垃圾箱,他认为只有自己才配写这题目的书。这种反应好像过激了一点。但我个人对莫尔斯倒没有什么看法,他和他的夫人都挺和善。为了保持良好的关系,以免他发怒,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知道,我是多么喜爱米尔诺的书,并且从那儿学到不少几何知识呢。
可是到了1970年8月他(按:指陈省身)从普林斯顿回来,情况就不同了,他戏剧性地提议我改变方向。普林斯顿的安德雷·韦依(André Weil)是声望极高的数学家,陈师在那里跟他谈了一次,十分兴奋。韦依指出,当前数学的发展,已使数论上著名的黎曼猜想变得只有一步之遥了。1859年黎曼提出了他的猜想,用以解释质数不依常规的分布。伟大的黎曼三十九岁就英年早逝,他没有给出答案。超过一个世纪之后,人们还不知这猜想的对错。陈先生期望我能破解它。我正急于定下论文的题目,陈先生催促我立时开始工作。毫无疑问,这是个极具挑战性的难题。出于个人的品位,我对几何问题的兴趣远比对解析数论的大。研究大问题往往要花上几年时间才能取得进展,必须靠激情始能坚持下去,因此我不为黎曼猜想所动。也许我的本能反应是对的,黎曼猜想至今尚未破解。
这段是在清华经管学院毕业典礼上讲话里的:
我做数学做了一辈子,发现经济里有很多有趣的数学问题。伟大的数学家约翰·纳什(John Nash)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都很佩服他。我也认识纳什,他最主要的工作不是经济,而是数学。阅读约翰·纳什的文章,我发现很多人对他有不公平的批评,说他只懂得找一些困难的问题来做。我跟他交流以后,觉得其实他是对学问有自己独特看法的学者。我们做学问,都应当有自己的看法,并能够持续不停地向某个方向开发,走出一条有意义的路线。
他(按:指陈省身)对丘说:所有出色的数学家都应当去一次,那才算对得起自己的数学人生。陈先生最主要的工作是1945年在普林斯顿待了两年做出来的,那是一个至今仍值得纪念的工作,因为那是影响了整个数学界和物理学界的工作
当然哈佛大学也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毕竟以后我自己在那里做了35年的教授。不过我始终没有觉得我做了一个不对的选择,这个选择对我以后影响很大。普林斯顿的好处是基本上全世界有名的学者都会去那里访问,我能够遇到很多世界第一流的学者,而且比其他地方都多得多,跟他们交流,对我以后影响很大。我去哈佛大学当然也可以碰到不少这样的学者,但是范围不会那么广。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人生选择。
以后我在几个美国的名校能够待下来,与我当年在普林斯顿认识的朋友和大师有密切的关系。
· 普林斯顿在学人心目中基本上学术的麦加圣地、学术高地。但MIT哈佛耶鲁斯坦福肯定不是,从来都不是,未来看上去也不是。哈佛是分中心,耶鲁最多只是分中心。
· 美国的德法英等的世界级大师基本都在普林斯顿,没去MIT哈佛耶鲁斯坦福,个别去了芝大、伯克利。
· 美国本土出生或本土成长的大师大多是普林斯顿出身,比如: E. Witten, J Nash, J Milnor, M. Freedman, D. Sullivan, C. Fehherman,E. Stein,...,也有一些出自MIT。
· 大的原创基本上都是在普林斯顿(还有 德国哥廷根大学、法国巴黎IHES)。
· 美国的演讲中经常提到的词就是普林斯顿(在那里做个什么)。也会提到你伯克利、芝大、MIT,频率不大。几乎不会提到哈佛耶鲁。一般观众可以看看Youtube上的名人演讲和采访。比如:
D. Sullivan,James,J. Simons的数学演讲,其中就讲到普林斯顿的研究。
D. Sullivan,James (他是普林斯顿大学出来的大数学家,主要成果也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的,哈佛的菲尔兹Curtis T. McMullen 现任教授是他指导的,他当时和现在都在SUNY,CUNY )
甚至在J. Simons(他是MIT和伯克利(博后)出身)的采访中也谈到他在起在普林斯顿的研究。
J. Simons的数学演讲
· 哈佛耶鲁有一些专业领域里五名-七名开外的名家。哈佛的主要来自德法之外的欧洲国家比如芬兰英国等。哈佛的这些名家大多不是哈佛自己培养的,而是IHES,SUNY,,英国,莫斯科培养出来的。耶鲁的来自前苏的多些。
· 哈佛、耶鲁的政治影响力巨大,好比在中国的中央党校和人大。
中国人名家丘成桐在普林斯顿的几段经历,摘自丘的自传《几何人生》
我写了封信给项武忠(他当时刚从耶鲁转到普林斯顿),问他我可否在普林斯顿以斯隆学者的身份至少待上半年。几天后,他告诉我数学系并没有足够的办公室。时隔多年,人也比较世故了,知道项武忠和其他人如果愿意我来,办公室总是可以找到的。我写信给系主任可能有不同的结果,但已经太迟了。依靠相识的人是个错误,因你不知道他是否欢迎你。(不无讽刺地,几年后情况完全改变了。普林斯顿的系主任请项武忠打电话来,说要请我去当教授。我当下推却了。那不是报复,只是当时还不是去的时机。)
在多次访问中,我认识了迈克尔·弗里德曼(Michael Freedman)。那时弗里德曼还是系里的年轻小伙子,正在努力破解四维空间的庞加莱猜想。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这问题,有时就在他家后院的游泳池里面或者旁边。普林斯顿的好些拓扑学者对弗里德曼的方法不以为然。他们倾向于运用米尔诺创立的割补手术技巧,我却对弗里德曼的方案感兴趣。他利用一种叫Bing topology的方法。当工作接近尾声时,我问他结果可否在JDG上发表,他同意了。普林斯顿的人很快便发觉他们要错失成果了。他们断言,文章应该在普林斯顿出版的《数学年刊》上发表,这是天下第一的数学学报。那里的拓扑学家比尔·布劳德(Bill Browder)以及他的同事项武忠都打电话给我,说拓扑学中最好的文章应该在最好的学报,即《数学年刊》上发表,这才是正路。但我不为所动,平静地解释说,已经跟弗里德曼谈过多次了,这是他的决定。如他要撤回文章,我会二话不说立即应允。在最后关头,我跟弗里德曼说,他的文章对JDG十分重要,会大大提升学报的地位,由此也对微分几何这科目有利。这些话最后令弗里德曼没有改变初衷。他的论文《四维流形的拓扑》于1982年发表于JDG,并凭此文获得菲尔兹奖。
我从约翰·米尔诺的书《莫尔斯理论》学到很多关于这理论的内容。很惊讶莫尔斯本人非常讨厌这本书和它的书名,说它应该叫《极限点理论》才对。传说莫尔斯收到这本书后,随即把它撕烂并扔进垃圾箱,他认为只有自己才配写这题目的书。这种反应好像过激了一点。但我个人对莫尔斯倒没有什么看法,他和他的夫人都挺和善。为了保持良好的关系,以免他发怒,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知道,我是多么喜爱米尔诺的书,并且从那儿学到不少几何知识呢。
可是到了1970年8月他(按:指陈省身)从普林斯顿回来,情况就不同了,他戏剧性地提议我改变方向。普林斯顿的安德雷·韦依(André Weil)是声望极高的数学家,陈师在那里跟他谈了一次,十分兴奋。韦依指出,当前数学的发展,已使数论上著名的黎曼猜想变得只有一步之遥了。1859年黎曼提出了他的猜想,用以解释质数不依常规的分布。伟大的黎曼三十九岁就英年早逝,他没有给出答案。超过一个世纪之后,人们还不知这猜想的对错。陈先生期望我能破解它。我正急于定下论文的题目,陈先生催促我立时开始工作。毫无疑问,这是个极具挑战性的难题。出于个人的品位,我对几何问题的兴趣远比对解析数论的大。研究大问题往往要花上几年时间才能取得进展,必须靠激情始能坚持下去,因此我不为黎曼猜想所动。也许我的本能反应是对的,黎曼猜想至今尚未破解。
这段是在清华经管学院毕业典礼上讲话里的:
我做数学做了一辈子,发现经济里有很多有趣的数学问题。伟大的数学家约翰·纳什(John Nash)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都很佩服他。我也认识纳什,他最主要的工作不是经济,而是数学。阅读约翰·纳什的文章,我发现很多人对他有不公平的批评,说他只懂得找一些困难的问题来做。我跟他交流以后,觉得其实他是对学问有自己独特看法的学者。我们做学问,都应当有自己的看法,并能够持续不停地向某个方向开发,走出一条有意义的路线。
他(按:指陈省身)对丘说:所有出色的数学家都应当去一次,那才算对得起自己的数学人生。陈先生最主要的工作是1945年在普林斯顿待了两年做出来的,那是一个至今仍值得纪念的工作,因为那是影响了整个数学界和物理学界的工作
当然哈佛大学也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毕竟以后我自己在那里做了35年的教授。不过我始终没有觉得我做了一个不对的选择,这个选择对我以后影响很大。普林斯顿的好处是基本上全世界有名的学者都会去那里访问,我能够遇到很多世界第一流的学者,而且比其他地方都多得多,跟他们交流,对我以后影响很大。我去哈佛大学当然也可以碰到不少这样的学者,但是范围不会那么广。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人生选择。
以后我在几个美国的名校能够待下来,与我当年在普林斯顿认识的朋友和大师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