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队在巴黎奥运会三天内夺🥇🥇
发表于 ： 周六 8月 03, 2024 10:37 pm
fencing是美华虎妈们推娃进T20甚至T5非常流行的一条路径 
BBC报道 -
香港剑击队在巴黎奥运三天内夺两金，30岁的江旻憓先反胜东道主法国选手在女子重剑（Épée）个人赛夺冠，紧跟着27岁的张家朗卫冕男子花剑（Foil）金牌，成为68年来该项目连续两届卫冕的第一人。
根据国际剑击联会（FIE）最新排名，香港运动员占据两个单项排名世界第一，江旻憓以总分262分保持女子世界一姐地位，张家朗则以252分重返男子“世一”。
香港人口仅700多万，却能持续出现世界一流剑手，站稳世界顶尖队伍之位。圈内人士称，全港习剑人数保守估计多达2万人，主要来自大中小学校队以及香港剑击总会旗下近50间私人剑校。
BBC中文采访多名剑击队运动员、教练和学者，拆解香港剑击运动的崛起缘由，并回溯这项运动如何从殖民地贵族项目发展成为今天在中产阶级普及的运动。
东西合璧的训练体系
“她一定没问题的。”江旻憓决赛落后法国对手时，在电视直播节目以运动员身分当旁述的朱嘉望淡定地说。
她没有说错，江旻憓最终逆转胜夺金。朱嘉望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说：“我当时这么坚定地说，是因为我很相信Vivian（江旻憓）的实力。我看过她跟同一位对手打过很多次，每一次都是前段落后、后面追赢。”
29岁的朱嘉望是江旻憓的队友，上届东京奥运她们首次打入奥运女子剑击团体赛，两人都是香港体育学院（体院）的全职精英运动员，该机构负责协助港府执行精英运动培训，她们每周训练六天共25至30小时，上午练体能，下午进行对打和技术训练。
剑击队以前由华人担任教练，2011年总教练郑兆康上任后大幅改革，聘请一批欧洲世界级教练，包括张家朗的法国人教练Gregory Koenig（Greg）和江旻憓的罗马尼亚教练Octavian-Petru Zidaru（Tavi）。郑兆康形容，十多年来打下的基础，现在是“收成期”，朱嘉望也表示这彻底改变了队内训练文化，给运动员全新的思维。
“Greg的风格是给运动员多一些放松时间，但一练习就很专注和高强度，这样才更加平衡，让人更加享受到练习和比赛。Tavi的风格也是不会把你逼得好紧，反而较讲究技术和细节。”
她说教练团队也有来自香港本地、中国大陆和韩国的亚洲人，亚洲教练较重视基本功，因此港队成员都有“教科书水平”的标准手势和步法，打剑速度也非常快，在此基础上接受欧洲教练的训练就更上一层楼。
“不同国籍的教练互相配合很重要，以我们女子重剑为例，Tavi用欧洲模式做主，而中国教练姜海涛会配合他，他更了解亚洲人的身高、体型特性，知道如何把欧洲那一套改良和应用在我们身上。”朱嘉望对BBC中文说，“这样我们东西方的优点都兼备，而始终剑击是欧洲主导的运动，熟悉欧洲人的思维就更适合打欧洲对手。”
在巴黎卫冕金牌的张家朗也曾受访透露，法国教练格雷各加盟港队的第一法则是“你必须open-minded（思维开放）”，他要求运动员改掉“苦练就是好”的观念，鼓励他们了解自己而不是盲目遵守规矩，这启发了张家朗打剑时不只看招式的表面，还要思考每一个“为什么”。
心态与海外经验
张家朗在决赛对战意大利的马基（Filippo Macchi），对方及其教练在整场赛事都被指十分“火爆”，失分时手舞喧叫及向裁判施压。“决一剑”时，双方曾两度刺中对方，裁判判定攻击无效，直到第三剑才判张家朗获胜，过程充满戏剧性。
而江旻憓决赛对阵东道主法国的剑手玛露比顿（Auriane Mallo-Breton）时，现场法国观众呐喊声沸腾，法国总统马克龙也亲自到场观战，她在巨大压力下初段落后，三个回合后追平并“决一剑”胜出。
两人能在短时间内调整心态被视为致胜关键，没有受现场气氛或对手情绪干扰。对此，同为港队成员的朱嘉望认为，除了教练的启发，体院的运动心理中心也应记一功。
她说该院有数名心理学家，其中两位负责照顾剑击队，经常在训练期间观察运动员的心理状态，并会随队一同去亚锦赛、世锦赛、奥运等重要赛事。
“我们和他经常见，他很熟悉我们，我们也随时可以找他聊天，是他教会了我冥想，怎样在高压环境下把专注力放在当下，这些思想的练习对于比赛帮助很大。”朱嘉望说，“因为剑击好像下棋，不是鬥体力，更多的是鬥智、鬥心、鬥经验，心理质素是关键。”
体院走精英 制，不同体育项目要累积一定海外赛事积分，按香港政府订下的计分表分为A*、A、B三级，剑击与游泳、羽毛球、乒乓球、单车、滑浪风帆等项目同为A*级，获得最多资助。
在丰厚资源下，香港剑击队非常重视海外交流，运动员每年到海外参加七、八个比赛，包括剑击世锦赛、亚锦赛和世界杯，教练会在赛事之间安排为期两周至一个月的海外集训，每年至少四次，让运动员适应时差和累积国际经验。
“所以我们经常去法国，每个剑击队成员都很熟悉巴黎。”朱嘉望笑道。
她说在海外集训也是跟着原有教练，但气氛会比平日更专注，也可以与各国对手切磋，并观摩其它国家教练的教法。“例如在去年世锦赛前的集训，一位日本教练带领了一个环节，教所有剑手脚法，我们学到以前从没学过的技巧。”
朱嘉望补充指，全世界的剑击队都有海外集训，是常态，但港队在这两届奥运前的预备时间里，明显投放了更多资源，“总教练安排给我们的集训多了很多，而成绩也反映出是值得的”。
殖民地时期的历史渊源
香港剑击队有今天的“收成期”，有赖过去几十年来播下的种子。而追溯剑击运动在香港的历史渊源，得回到港英时代。
剑击是欧洲运动，香港作为前英国殖民地，二战前已有剑击爱好者，主要是洋人，一批葡藉剑手在二战期间移居澳门并接受前葡萄牙奥运选手训练，战后回流香港，其后在港的英军剑手也开始参与本地剑击活动，促成1949年成立香港业余剑击总会，并获加入英联邦剑击协会。
上世纪五十年代，这项运动慢慢打进华人精英阶层，喇沙、拔萃等由教会办学的传统名校陆续成立剑击校队，1960年举办第一届校际剑击比赛，带动其它名校的剑击风潮。
“英国人到海外拓展殖民地，都会把英国的运动文化输出去，包括剑击、足球、羽毛球等，而这些变成英联邦体育文化，香港受影响很深。”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博士对BBC中文说。
这些传统名校可说是香港第一代剑击运动员的摇篮，以剑击闻名的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就是60年代初中就读喇沙书院时首次接触剑击。
他高中移居美国后继续学剑，大学时曾任麻省理工学院剑击队队长，80年代回港后到母校喇沙担任义务剑击教练，一教就是30年，不少港队剑手都曾是他的学生，包括上届出战东京奥运、目前世界排名第20的现役男子花剑运动员蔡俊彦。
时至今日，会剑击的小孩报读名校时仍可获加分，足见剑击在香港精英阶层的传统地位。
而剑击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名校小圈子运动，到八十年代逐渐普及化，转捩点也跟殖民地政策息息相关。
“二战前后，各国把体育纳入国家政策，关乎教育、生产力、军事训练和国家荣誉。但香港不是一个国家，殖民地政府也不重视体育，情况在六七暴动后改变。”雷雄德博士说。
1967年“六七暴动”后港英政府改变治港方针，引入多项社会改革，开始重视青年政策及体育发展，举办包含竞技比赛在内的“香港节”，1973年成立康乐体育局。
“政府认为年轻人太多‘剩余精力’无处发泄才会参与暴动，所以开始推广体育。英国政府在处理英国本土青年犯罪问题时也是这个思维。”雷雄德博士说。“在学术上，体育本身就有凝聚社会的功能，可以净化社会不安。”
两万剑手的城市
1982年，港英政府与赛马会合资在沙田成立银禧体育中心，即香港体育学院前身，负责培训精英运动员及推广体育活动，成立之初剑击已是九个重点项目之一，正式把剑击带到社区。
雷雄德忆述，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从师范学院体育系毕业，曾参加教育司署与银禧合办给体育教师的课程，进修冷门项目如剑击、独木舟、射击等。“教师学会了，带回一般的中小学，基层学生才接触到，造就年轻人有兴趣。现在的剑击总会高层当初也是这样学剑的。”
与此同时，银禧训练出一批精英剑击运动员，九十年代退役后成为教练人才，纷纷在民间开办私人剑击学校。
53岁的前剑击港队成员李永强就是其中一人，他1998年曾代表香港出战亚运会，退役后担任教练，2012年开办私人剑校香港剑击学院，见证着剑击社群壮大。“我30年前玩剑击，全香港才500多人，现在只是一个小学学界比赛已经有两三千人。”
他对BBC中文指出，以前剑击是贵族活动，但随着香港经济起飞、中产阶级崛起，可负担的家庭越来越多，小孩也越来越早开始学习，从中学阶段逐渐提前至小学、幼稚园，最早的甚至3岁就开始学。他说以中小学学界比赛分别有两三千人参加，加上幼儿、大专和成人，保守估计目前全港习剑人数多达2万人。
“张家朗也是这样出来，基层越多人玩、越早开始玩，我们选材基础就越扩大，选出来的精英就越强。体院集中训练精英，私人剑校负责基层推广，这30年来做了很好的分工，建立了整个系统——所以金牌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是三代人的努力。”
剑击新一代
香港剑击运动的成就能否持续，要靠第四代人的努力。张家朗在巴黎奥运卫冕后受访时说，香港是个很小的城市，但“只要相信自己，不要因为（生于）一个很小的地方而放弃”。
和他同代学剑的年轻教练贺扬则认为，正正是香港地方小，有很大优势，参加比赛很方便。
“外国地方大，小孩要去别的剑会比赛，可能要整个家庭一起出行、去好几天，但香港胜在够密集，一个尖沙咀已经有六七间剑校，就算去澳门或内地也很近，可以当天来回，这样我们的比赛经验相比其他国家的人更丰富。”
三年前东京奥运后的张家朗效应，让香港剑校如雨后春筍，目前香港剑击总会旗下属会有近50家。
贺扬也是在两年前创办剑校英汇剑击学院，他说他这一辈人接棒做社区推广，开始革新教学模式，“不想像以前那种高压教育，把小孩逼得很紧，反而是营造快乐打剑的气氛”。他又认为新一代的剑校文化已经改变，更愿意互相合作，相信可吸引更多人投身剑击运动。
“我小时候学剑的体验很差，你愿意给钱，教练都未必肯教，就算教也是挤牙膏式，山头主义很严重。但我们这一代，成长于网络时代，所有资讯都很透明，更加愿意分享资源和合作，这样对整个剑击界都有好处。”
除了私人剑击学校，一般的中小学也对剑击持更开放态度。
本身是剑击教练的何莉恺在新界沙田区一家中学任教，她一年前在校内成立剑击队，目前有13人。她说当初向校长提出建议后，校方爽快答应。
“首先要多谢张家朗效应，让所有香港人认识了剑击。”她笑道。
“其次是用成本说服校长，其实剑击没有大家想像中那麽贵，教练费跟篮球队差不多，场地一个羽毛球场已经符合要求，只是买个裁判器，一般学校都可以承担。”
她补充指，自从国际剑联认可中国制造的服装和器材，市面上已有大量平价装备可供选择，投身剑击的门槛大大降低，现在背景较基层的南亚裔学生也能积极参与，种族更多元化。
对此，前港队成员李永强表示乐见，相信随着基层选手人数增多、种族更多元，香港剑击队将一代胜过一代。“其实现在的学生，已经比张家朗小时候更厉害，以后的成绩非常令人期待。”
学者雷雄德指出，香港剑击经过数十年的经验累积、选手培训和选拔系统，已经非常成熟。“赢一次可能是幸运，但赢两次、三次就肯定不是幸运那么简单了。”
BBC报道 -
香港剑击队在巴黎奥运三天内夺两金，30岁的江旻憓先反胜东道主法国选手在女子重剑（Épée）个人赛夺冠，紧跟着27岁的张家朗卫冕男子花剑（Foil）金牌，成为68年来该项目连续两届卫冕的第一人。
根据国际剑击联会（FIE）最新排名，香港运动员占据两个单项排名世界第一，江旻憓以总分262分保持女子世界一姐地位，张家朗则以252分重返男子“世一”。
香港人口仅700多万，却能持续出现世界一流剑手，站稳世界顶尖队伍之位。圈内人士称，全港习剑人数保守估计多达2万人，主要来自大中小学校队以及香港剑击总会旗下近50间私人剑校。
BBC中文采访多名剑击队运动员、教练和学者，拆解香港剑击运动的崛起缘由，并回溯这项运动如何从殖民地贵族项目发展成为今天在中产阶级普及的运动。
东西合璧的训练体系
“她一定没问题的。”江旻憓决赛落后法国对手时，在电视直播节目以运动员身分当旁述的朱嘉望淡定地说。
她没有说错，江旻憓最终逆转胜夺金。朱嘉望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说：“我当时这么坚定地说，是因为我很相信Vivian（江旻憓）的实力。我看过她跟同一位对手打过很多次，每一次都是前段落后、后面追赢。”
29岁的朱嘉望是江旻憓的队友，上届东京奥运她们首次打入奥运女子剑击团体赛，两人都是香港体育学院（体院）的全职精英运动员，该机构负责协助港府执行精英运动培训，她们每周训练六天共25至30小时，上午练体能，下午进行对打和技术训练。
剑击队以前由华人担任教练，2011年总教练郑兆康上任后大幅改革，聘请一批欧洲世界级教练，包括张家朗的法国人教练Gregory Koenig（Greg）和江旻憓的罗马尼亚教练Octavian-Petru Zidaru（Tavi）。郑兆康形容，十多年来打下的基础，现在是“收成期”，朱嘉望也表示这彻底改变了队内训练文化，给运动员全新的思维。
“Greg的风格是给运动员多一些放松时间，但一练习就很专注和高强度，这样才更加平衡，让人更加享受到练习和比赛。Tavi的风格也是不会把你逼得好紧，反而较讲究技术和细节。”
她说教练团队也有来自香港本地、中国大陆和韩国的亚洲人，亚洲教练较重视基本功，因此港队成员都有“教科书水平”的标准手势和步法，打剑速度也非常快，在此基础上接受欧洲教练的训练就更上一层楼。
“不同国籍的教练互相配合很重要，以我们女子重剑为例，Tavi用欧洲模式做主，而中国教练姜海涛会配合他，他更了解亚洲人的身高、体型特性，知道如何把欧洲那一套改良和应用在我们身上。”朱嘉望对BBC中文说，“这样我们东西方的优点都兼备，而始终剑击是欧洲主导的运动，熟悉欧洲人的思维就更适合打欧洲对手。”
在巴黎卫冕金牌的张家朗也曾受访透露，法国教练格雷各加盟港队的第一法则是“你必须open-minded（思维开放）”，他要求运动员改掉“苦练就是好”的观念，鼓励他们了解自己而不是盲目遵守规矩，这启发了张家朗打剑时不只看招式的表面，还要思考每一个“为什么”。
心态与海外经验
张家朗在决赛对战意大利的马基（Filippo Macchi），对方及其教练在整场赛事都被指十分“火爆”，失分时手舞喧叫及向裁判施压。“决一剑”时，双方曾两度刺中对方，裁判判定攻击无效，直到第三剑才判张家朗获胜，过程充满戏剧性。
而江旻憓决赛对阵东道主法国的剑手玛露比顿（Auriane Mallo-Breton）时，现场法国观众呐喊声沸腾，法国总统马克龙也亲自到场观战，她在巨大压力下初段落后，三个回合后追平并“决一剑”胜出。
两人能在短时间内调整心态被视为致胜关键，没有受现场气氛或对手情绪干扰。对此，同为港队成员的朱嘉望认为，除了教练的启发，体院的运动心理中心也应记一功。
她说该院有数名心理学家，其中两位负责照顾剑击队，经常在训练期间观察运动员的心理状态，并会随队一同去亚锦赛、世锦赛、奥运等重要赛事。
“我们和他经常见，他很熟悉我们，我们也随时可以找他聊天，是他教会了我冥想，怎样在高压环境下把专注力放在当下，这些思想的练习对于比赛帮助很大。”朱嘉望说，“因为剑击好像下棋，不是鬥体力，更多的是鬥智、鬥心、鬥经验，心理质素是关键。”
体院走精英 制，不同体育项目要累积一定海外赛事积分，按香港政府订下的计分表分为A*、A、B三级，剑击与游泳、羽毛球、乒乓球、单车、滑浪风帆等项目同为A*级，获得最多资助。
在丰厚资源下，香港剑击队非常重视海外交流，运动员每年到海外参加七、八个比赛，包括剑击世锦赛、亚锦赛和世界杯，教练会在赛事之间安排为期两周至一个月的海外集训，每年至少四次，让运动员适应时差和累积国际经验。
“所以我们经常去法国，每个剑击队成员都很熟悉巴黎。”朱嘉望笑道。
她说在海外集训也是跟着原有教练，但气氛会比平日更专注，也可以与各国对手切磋，并观摩其它国家教练的教法。“例如在去年世锦赛前的集训，一位日本教练带领了一个环节，教所有剑手脚法，我们学到以前从没学过的技巧。”
朱嘉望补充指，全世界的剑击队都有海外集训，是常态，但港队在这两届奥运前的预备时间里，明显投放了更多资源，“总教练安排给我们的集训多了很多，而成绩也反映出是值得的”。
殖民地时期的历史渊源
香港剑击队有今天的“收成期”，有赖过去几十年来播下的种子。而追溯剑击运动在香港的历史渊源，得回到港英时代。
剑击是欧洲运动，香港作为前英国殖民地，二战前已有剑击爱好者，主要是洋人，一批葡藉剑手在二战期间移居澳门并接受前葡萄牙奥运选手训练，战后回流香港，其后在港的英军剑手也开始参与本地剑击活动，促成1949年成立香港业余剑击总会，并获加入英联邦剑击协会。
上世纪五十年代，这项运动慢慢打进华人精英阶层，喇沙、拔萃等由教会办学的传统名校陆续成立剑击校队，1960年举办第一届校际剑击比赛，带动其它名校的剑击风潮。
“英国人到海外拓展殖民地，都会把英国的运动文化输出去，包括剑击、足球、羽毛球等，而这些变成英联邦体育文化，香港受影响很深。”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博士对BBC中文说。
这些传统名校可说是香港第一代剑击运动员的摇篮，以剑击闻名的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就是60年代初中就读喇沙书院时首次接触剑击。
他高中移居美国后继续学剑，大学时曾任麻省理工学院剑击队队长，80年代回港后到母校喇沙担任义务剑击教练，一教就是30年，不少港队剑手都曾是他的学生，包括上届出战东京奥运、目前世界排名第20的现役男子花剑运动员蔡俊彦。
时至今日，会剑击的小孩报读名校时仍可获加分，足见剑击在香港精英阶层的传统地位。
而剑击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名校小圈子运动，到八十年代逐渐普及化，转捩点也跟殖民地政策息息相关。
“二战前后，各国把体育纳入国家政策，关乎教育、生产力、军事训练和国家荣誉。但香港不是一个国家，殖民地政府也不重视体育，情况在六七暴动后改变。”雷雄德博士说。
1967年“六七暴动”后港英政府改变治港方针，引入多项社会改革，开始重视青年政策及体育发展，举办包含竞技比赛在内的“香港节”，1973年成立康乐体育局。
“政府认为年轻人太多‘剩余精力’无处发泄才会参与暴动，所以开始推广体育。英国政府在处理英国本土青年犯罪问题时也是这个思维。”雷雄德博士说。“在学术上，体育本身就有凝聚社会的功能，可以净化社会不安。”
两万剑手的城市
1982年，港英政府与赛马会合资在沙田成立银禧体育中心，即香港体育学院前身，负责培训精英运动员及推广体育活动，成立之初剑击已是九个重点项目之一，正式把剑击带到社区。
雷雄德忆述，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从师范学院体育系毕业，曾参加教育司署与银禧合办给体育教师的课程，进修冷门项目如剑击、独木舟、射击等。“教师学会了，带回一般的中小学，基层学生才接触到，造就年轻人有兴趣。现在的剑击总会高层当初也是这样学剑的。”
与此同时，银禧训练出一批精英剑击运动员，九十年代退役后成为教练人才，纷纷在民间开办私人剑击学校。
53岁的前剑击港队成员李永强就是其中一人，他1998年曾代表香港出战亚运会，退役后担任教练，2012年开办私人剑校香港剑击学院，见证着剑击社群壮大。“我30年前玩剑击，全香港才500多人，现在只是一个小学学界比赛已经有两三千人。”
他对BBC中文指出，以前剑击是贵族活动，但随着香港经济起飞、中产阶级崛起，可负担的家庭越来越多，小孩也越来越早开始学习，从中学阶段逐渐提前至小学、幼稚园，最早的甚至3岁就开始学。他说以中小学学界比赛分别有两三千人参加，加上幼儿、大专和成人，保守估计目前全港习剑人数多达2万人。
“张家朗也是这样出来，基层越多人玩、越早开始玩，我们选材基础就越扩大，选出来的精英就越强。体院集中训练精英，私人剑校负责基层推广，这30年来做了很好的分工，建立了整个系统——所以金牌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是三代人的努力。”
剑击新一代
香港剑击运动的成就能否持续，要靠第四代人的努力。张家朗在巴黎奥运卫冕后受访时说，香港是个很小的城市，但“只要相信自己，不要因为（生于）一个很小的地方而放弃”。
和他同代学剑的年轻教练贺扬则认为，正正是香港地方小，有很大优势，参加比赛很方便。
“外国地方大，小孩要去别的剑会比赛，可能要整个家庭一起出行、去好几天，但香港胜在够密集，一个尖沙咀已经有六七间剑校，就算去澳门或内地也很近，可以当天来回，这样我们的比赛经验相比其他国家的人更丰富。”
三年前东京奥运后的张家朗效应，让香港剑校如雨后春筍，目前香港剑击总会旗下属会有近50家。
贺扬也是在两年前创办剑校英汇剑击学院，他说他这一辈人接棒做社区推广，开始革新教学模式，“不想像以前那种高压教育，把小孩逼得很紧，反而是营造快乐打剑的气氛”。他又认为新一代的剑校文化已经改变，更愿意互相合作，相信可吸引更多人投身剑击运动。
“我小时候学剑的体验很差，你愿意给钱，教练都未必肯教，就算教也是挤牙膏式，山头主义很严重。但我们这一代，成长于网络时代，所有资讯都很透明，更加愿意分享资源和合作，这样对整个剑击界都有好处。”
除了私人剑击学校，一般的中小学也对剑击持更开放态度。
本身是剑击教练的何莉恺在新界沙田区一家中学任教，她一年前在校内成立剑击队，目前有13人。她说当初向校长提出建议后，校方爽快答应。
“首先要多谢张家朗效应，让所有香港人认识了剑击。”她笑道。
“其次是用成本说服校长，其实剑击没有大家想像中那麽贵，教练费跟篮球队差不多，场地一个羽毛球场已经符合要求，只是买个裁判器，一般学校都可以承担。”
她补充指，自从国际剑联认可中国制造的服装和器材，市面上已有大量平价装备可供选择，投身剑击的门槛大大降低，现在背景较基层的南亚裔学生也能积极参与，种族更多元化。
对此，前港队成员李永强表示乐见，相信随着基层选手人数增多、种族更多元，香港剑击队将一代胜过一代。“其实现在的学生，已经比张家朗小时候更厉害，以后的成绩非常令人期待。”
学者雷雄德指出，香港剑击经过数十年的经验累积、选手培训和选拔系统，已经非常成熟。“赢一次可能是幸运，但赢两次、三次就肯定不是幸运那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