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六 1月 27, 2024 5:43 pm
#4140
现在及以后的五十年，国际社会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对来自中国大陆中共国的人那么友好了。
杨乐： 中国数学的对外交流
2023年10月22日，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首任院长杨乐因病逝世，享年83岁。
197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报道《杨乐、张广厚研究函数理论获得重要成果》，杨乐和张广厚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1978年，中国科学界拨乱反正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杨乐作为科技工作者代表领取“全国科学大奖”。全国科学大会结束后不久，杨乐和张广厚应邀赴瑞士苏黎世参加国际分析会议，顺访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等校，成为“文革”后学者个人出访的首例。在大会上，杨乐用英语作了《整函数与亚纯函数的一些新成果》的学术报告，非常成功，改变了许多国外学者对中国数学家的看法。
1980年，41岁的杨乐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成为当时最年轻的院士。随着国内提倡干部年轻化，杨乐很快担当了许多领导工作：1987年，杨乐出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1992年出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1996年创建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1998年出任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首任院长。
杨乐对于中国数学界的贡献，不仅在于个人在纯数学方面的研究，更是推动中国数学走向国际。2002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数学大会，杨乐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也是“数学天元基金”的发起人之一；另外，他协助丘成桐创办与运作了开放性新型研究所“晨兴数学研究中心”，对国内外数学交流、人才培养等，成绩卓著，影响深远。
“杨乐同志是中国数学界的一个领袖，对中国数学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是一个时代的楷模，指引和鼓舞着几代青年投身科学。”中国数学会发布的讣告写道。
《赛先生》重发2015年5月杨乐先生接受《数学与人文》杂志的访谈，以纪念这位中国数学界的领袖。
尼克松访华开启了学术交流的序幕
问：杨先生，请您谈谈“关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数学界与国际数学界开始的交流及其影响、作用”。
杨：我大致按照时间顺序来谈。“文革”时的乒乓外交以后，中国开始恢复对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外交活动，先是 1972 年 2 月尼克松访华，然后有个别的学者来访问。我想从这里开始，主要说到 80 年代初，先把这一段我现在记得较清楚的外事活动和你们说一说。
“文革”期间的荒唐程度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几乎所有从国外回来的人，比如留学美国、西欧或日本后回来的人都被怀疑成特务，理由是国外的物质条件更好，他们为什么不待在那儿而要回来。其实，1949 年之前出去的人，国家与家庭观念很重，而且在和平时期，教授的生活条件在社会上是相当高的，所以这些人大部分都回来了。可是在“文革”期间就是怀疑一切，尤其认为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是反动学术权威，必定留恋国外优越的条件，回来就是另有企图，很有可能是潜伏的特务。
“文革”开始以来最早的外事活动就是 1971 年春天的乒乓外交。同年夏天，基辛格来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当时他的行动是十分机密的，因为美国要跟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接触是很敏感的事情，可他肩负了重要使命，所以要避开各方，他先访问巴基斯坦，并在那儿装病休养，然后秘密地乘专机进入中国。在飞机上，有人坐在前舱，有人坐在后舱，他们开玩笑地争论谁是第一个进入中国的。
至于数学方面，王元院士的文章里回忆有一位美国数学家 C. Davis 曾经给美国政府写过所谓 Davis 报告，据说他是乒乓外交后第一个来中国访问的数学家，但我没有清晰的印象了。我记得的差不多最早的有陈省身，陈先生是尼克松访华以后，在 1972 年秋天到中国来访问的。
我对陈先生的来访有较深的印象，他那时 60 岁出头。他为了到中国来特意做了深灰色的中山装，那时他还相对年轻，很精神，跟经历过“文革”的国内知识分子不一样，有点气宇轩昂的样子。他能来一方面当然是在国际上的威望，另一方面他是应科学院的邀请来的，科学院的院长、副院长对他都是熟知的。所以一旦中国的政治气氛有所松动，华人学者会比较优先前来，像陈省身这样的水准高、影响大且为上层领导熟悉的学者是最早来中国的。从那时起，我印象中陈先生差不多每年都来，而且每次回来都做一些演讲。
问：那时陈先生主要是到中科院来吗？
杨：主要是到中科院，尤其是在 1976 年“文革”结束以前，那时北大和清华还是工宣队、军宣队在领导，迟群和谢静宜是极“左”地跟着“四人帮”跑，没有科学院稍许松动的气氛。
问：所以那时他到南开大学去也没法做什么事。
杨：不能做什么，在南开做事情是比较晚了，而且基本上是陈先生在美国已经退下来以后。美国当时大学教授的退休年龄一般是 70 岁，不像现在没有年龄限制，你只要身体比较好，能教课，就可以不退休。陈先生第一次回来时才 60 岁刚出头，确实显得精神抖擞。
陈先生那时演讲的内容，我记得的都是当时国际上一些比较重要的成就，比如 Atiyah-Singer 指标定理，这是他重点讲的，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工作，像 Gauss-Bonnet 公式的内蕴证明。那时因为这一类的演讲很少，虽说中国已经开始与国际交往，但是说实在的，外宾能来是很不容易的，陈先生来访，数学各个领域的人差不多都去听了，不仅有做微分几何的人，也有做分析、代数、方程和应用数学等的。
问：那时陈先生来，主要的邀请人是不是华罗庚先生？
杨：应该是由华先生出面的。另外陈先生在一次演讲中间提到了丘成桐的名字，并把名字写在黑板上，而且还说“丘”的英文写成“Yau”是广东话的原因。此事我记得很清楚，至于到底是哪一次演讲，我的印象就比较模糊了，因为那时（70 年代）陈先生几乎每年都来，但应该不是最开始的一次，我的印象是大约在 1974 年，丘先生已经有相当突出的工作了。
问：丘先生证明 Calabi 猜想是在哪一年？
杨：那是在 1976 年，比陈先生在演讲中提丘先生名字稍微晚一点，但 1974 年时丘先生已经成了斯坦福大学的终身教授。他拿博士学位是在 1971 年，那时其实陈先生已经对他比较了解，知道他的工作很不错，可是陈先生大概还没有想要在大庭广众下说他水平很高，毕竟陈先生是大数学家，我觉得大约到了 1974 年，虽然丘先生还没有解决 Calabi 猜想，至少从丘先生的潜力来看，陈先生觉得他已经很厉害了，值得在那样的场合提出，引起大家对他的重视。
问：丘先生这段的工作，当时在国内的人可能都不太了解。
杨：对，“文革”期间国内能得到的信息很少。例如国内所有的数学期刊和书籍都不出版了，出版的只有《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你们对那段情况可能还不太了解。
学术期刊恢复
问：但对期刊而言，《数学学报》是不是还在出版？
杨：不是，《数学学报》从 1966 年的 6 月份以后停刊，停到 1972 年。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事件后，有一段是由周总理主持工作，总理明确地认为林彪是“极左”，所以他就要调整一下政策，其中包括在科学上。《中国科学》和《数学学报》从 1973 年开始复刊，《中国科学》最开始是季刊，而且这个季刊是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力学、地理、生物、技术等都包含在里面，其中数学所占的比例较大，在一期的 150～160 页里，数学就常常占两篇文章。而《数学学报》更受“极左”的影响，从 1973 年复刊，每一期 96 页左右，前面大概 40～50 页是两报一刊社论和大批判的文章，都是与数学毫无关系的；后面的数学论文，大约是 5 至 6 篇左右，一年 4 期，共约 20 余篇，后面我还会再谈到。
从 1966 年到 1972 年，中国没有任何的学术杂志，更不用说学术书籍，因此《数学评论》（Math Review）当然就认为中国根本没有数学方面的出版物。1966 年“文革”以来，《数学评论》未对中国发表的论文评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77 年的上半年，其实《数学学报》和《中国科学》已经在 1973 年复刊。可是并不能责怪《数学评论》，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
问：我印象里现在很多重要数学分支的亮点或理论就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产生的。
杨：比如 Atiyah-Singer 定理是在 1964 年，当时代数几何也有了很大发展。
问：对，代数里很多重要的理论也是在 60-70 年代提出的。而我们正好在那时停止了研究和交流，因此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赶起来特别累的一个原因。
杨：是的，这是很重要的原因，像美国和西欧，他们也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比如说 40 年代，学术就会受到影响，因为主要的精力投入到战争中。
问：不过那好像跟我们还是有点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西方数学家也并不是不能做数学。
杨：能做，但教育也受影响了，培养的优异年轻学者不多。而且这个影响会稍微滞后一点，比如那些年轻人的成长，学术环境的产生，所以我觉得差不多要到50年代才又陆续冒出一些优异的年轻学者，他们做出了很好的工作。
当然这只是大致的情况，不包含少数的特例。
问：您和张广厚先生主要的工作后来发表在《数学学报》或《中国科学》上了吗？
杨：是。当时发文章不是你要投稿就能投稿的，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那时科学院算是受限制最少的地方，大学里的限制就更多了。我们的科研工作做完后要交给数学所业务处，由他们决定要不要投稿发表，而且当时不可以把文章拿到国外发表。
问：你们主要的工作是在 60 还是 70 年代做的？
杨：我们 60 年代做研究生期间就发表论文。我是 1962 年从北大毕业，1962-1966 年在科学院做研究生，在研究生期间发表了五篇论文，其中四篇论文发表在《中国科学》上，有些工作在国际上较有影响，三十年后仍有引用。“文革”时研究室撤销了，按照连排编制。后来到 1971 年“913事件”以后，科学院从 1971 年底到 1972 年初开始恢复研究室。但是，那时整个舆论依然是由“四人帮”操纵，也就是说谁做科研工作似乎谁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跟反革命几乎是等同的，随时可被批斗和进“专政队”。
幸好数学是以个人思维与工作为主的，比如当时每天要学毛主席著作，一位数学家可以手上拿一本《毛泽东选集》，而心里想的是一个数学问题，这样他们也没办法。可是搞物理搞化学的，他们需要做实验，而且做实验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做，总要有一组人，比如七八人或者十几人，他们一起走资本主义道路、一起当反革命分子而中间没有人去报告，那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刚粉碎“四人帮”，所谓“树典型”的陈景润或者我和张广厚都是做数学的，因为其他学科不可能这样做，他们的科研工作都全部停掉了。
说到国际交流，刚才也说了，那次陈省身来访还是极个别的，我当然去听了陈先生的演讲，还有其他华人数学家的演讲，如王浩、王宪钟、钟开莱、萧荫堂等。
复分析交流
杨：在我们这个领域，我亲自见到的最早的来访外宾是一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叫 A. C. Offord，做复变函数的，他是 1907 年出生的，属于 Hardy-Littlewood 学派，并且做得很不错。他 1974 年 10 月到中国来访问，作为一个教授，同时担任英中了解协会的主席，相当于我们的对外友协，但在英国他不是作为专门的政治家来做这个事情。他以英中了解协会主席的身份受我国对外友协的邀请访问中国，但他同时是一个数学家，并且已经看到我和张广厚在1973年《中国科学》上发表的文章（我们上一次发表文章还是 60 年代“文革”没有开始的时候）。
问：杨先生您那时才 20 多岁吧？
杨：我是 1939 年 11 月出生，1956-1962 年在北大念本科（当时北大理科是六年制），然后考进科学院数学所做研究生。当时大学的研究生是三年制，科学院的研究生是四年制，我到 1966 年毕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很幸运的，可以在“文革”之前完成整个受教育的过程。但从另一个意义下看也是很不幸的，就是到了 1966 年做好一切准备以后就发生了“文革”，什么工作都不能做，尤其像在科研和教育岗位上。
问：但您可以悄悄地在家里做吗？
杨：不行，因为我住集体宿舍，那时有家的人也搞得很狼狈，比如像吴文俊先生，他是接近关肇直的，而关肇直在数学所是被树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所以关肇直在“文革”期间的日子算是较好过的。但即使吴先生比较少受到批判，他原来是住一个单元——连客厅的五小间房子，“文革”期间就变成两间房子了。同一个单元要住好几家，厨房厕所都是共用。熊庆来先生也是这样，而且熊先生还受批判，说成是敌我矛盾，因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做过大学校长，社会地位比较高，还挂了一些有政治色彩的头衔，这些就暂时不说了。
Offord 本来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他是英中了解协会主席，但他本身是个数学家，而且看到我和张广厚的文章，他就提出到北京来时要访问我和张广厚。就像那时杨振宁来北京提出要见熊庆来的夫人，熊庆来已经去世了。这一类外宾提出来的访问要求很少，上面就比较当回事。
会见 Offord 是在 1974 年 10 月，大概 23 日这一天，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那天天气虽不算很冷，但相当凉了，Offord 也有点觉得凉。我们过去并不认识，别的没什么好谈的，就由我给他介绍我们近期做的研究工作。他虽然是位老先生，还很认真地听。我在黑板讲什么内容，他都很详细地记录下来，而且中间也表示很感叹，他形容我们的工作是“惊人的”（“striking”），因为除我和张广厚以外，还有吴文俊先生和戴新生（戴是从中国台湾到美国念博士学位并在那儿工作，后来因为保钓的问题，他比较向往大陆，70年代就回到国内了。起初在南开大学，可能在南开待得不太舒服，1974 年调到我们这儿来，科学院这边比学校相对宽松一点），人并不多。Offord 说“惊人的”，当时吴先生和戴新生认为英国人通常不像美国人说话那样比较随便，他能这么说应该是真的有点受震撼。
他来中国访问时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教授，那可以说是国际名校，在英国是与剑桥、牛津相提并论的学校，而且是在伦敦地区以 Walter Hayman 教授为首的复变函数讨论班的场所。Offord 说他回到伦敦以后要在 Hayman 的讨论班上报告在北京见到的情况，他回去以后就介绍了我们的工作，从 1974 年 10 月他来访以后，Hayman 就跟我通信联系，中间再过了一年，到 1975 年大约秋天的时候，Hayman 就邀请我到帝国理工学院去访问。可是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我根本去不了。这就是我经历的最早的一次复分析方向的外宾来访，其他没有参加的人都不太清楚，因为范围很小，Offord 的来访是非数学的。
问：在这之前，您跟张广厚是怎么跟国际同行交流的？
杨：那时没有什么国际交流。
问：但您需要看些最新的文献，那么您怎么得到呢？
杨：60 年代我们当研究生时，数学所的图书馆是比较不错的。1966 年 6 月，从广播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开始，“文革”期间有相当一部分杂志就停订了，但最重要的杂志还继续在订。1966-1971 年国外出版的一些重要的书籍，我们差不多都没有进口，我们的业务在这段时间基本上也停止了。以后数学所的图书馆曾增补了一部分书籍和杂志。
问：那时候从国外买来的杂志是原版进口的还是影印的？
杨：基本上都是影印的，那时根本不管国外的版权，闭关锁国，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完全不讲章法。一本国外的期刊出版以后，是先到四川的一个情报研究所，这可能就需要将近半年的时间，因为不是空运，而是海运，然后情报研究所把它影印出来，再分发到各地。
美国数学代表团的访问
杨：下面谈谈比较大的事情，就是美国数学代表团的来访。
美国数学代表团是 1976 年 5 月来访的，“文革”还没有结束。美国数学会做事非常认真，中国科学院外事局事先也跟我们说他们来之前要做准备工作，外事局的领导告诉我们这次人家来是很认真的，是来摸底的，看看我们发展到什么程度，因为外国人通过媒体根本得不到任何中国有用的信息。而他们派数学的人来摸底，也是经过中国允许的，因为当时中美对峙得很厉害，而数学离实际较远。中国要摆出一副样子来，说我们不仅革命搞得很好，其他各项工作也做得很好，所以准备了 60 多个报告，数学所占的份额不少，至少十几到二十个，高校也有一些，还有厂矿的比如推广优选法的。
美国人很认真，派了十个人来，中间有九位数学家，一位随行工作人员，其中纯粹和应用的数学家各占一半，身份也是比较高的，就像 Saunders Mac Lane，他岁数比较大，是团长；还有做单群分类很有名的 Walter Feit，普林斯顿大学的 Joseph J. Kohn，伍鸿熙；应用数学也有几位身份很高的，代表团的正式名字是美国纯粹与应用数学代表团。他们在中国待了大概三个多星期，回去也做了认真的讨论和小结，最后把那次对中国访问的情况写了一本报告，这本报告印成了一本 100 多页的书，给我们寄过来，而中间最重要、最实质性的，涉及数学交流的内容，大约有五页左右，1977 年在期刊《美国数学会通讯》（The Notices of AMS）发表了，我们《数学与人文》丛书翻译的就是这个五页的报告【编注：见《数学与人文》第 8 辑《数学与求学》译文：中国的一次数学访问（1976 年 5 月）】。
问：一百多页的报告还能找到吗？
杨：当时有三本，收到以后就放在研究室，大家轮流传着看，过了几个月就不知道在哪儿了。不过最主要的内容就在五页的文章里。其中，无论在报告的当时还是后来，他们对 Nevanlinna 理论——就是我做的那个报告，反应是十分强烈的，伍鸿熙比较了解这方面的内容，他自己对这方面也有一些接触。按国外的习俗，当时他们九个人签名并要我也签名写了一张明信片寄给哈佛大学的 Lars Ahlfors 教授——复分析的权威，说他们在中国听到了很优秀的复分析的研究工作。
问：除了复分析，还有哪些比较好的工作？
杨：有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的工作，和我们的工作是两个评价最高的。在书面的五页报告里，将这两个工作相提并论。
除了这两项工作以外，报告对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就是高维数值积分近似计算的数论方法）也有好评。关于其他应用的方面，报告也做了些介绍，虽然那几位搞应用的数学家实际上对中国在应用方面的工作和科研的方针还是有点看法的。
以上是“文革”期间数学对外交流中发生的比较大的事。美国数学代表团是 1976 年 5 月来访的，由于有比较好的影响，同年 7 月中国科学院关于我和张广厚的工作出了一期内部简报，但这个简报在当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因为简报出了不久就是唐山大地震，然后毛主席去世，再后来就是粉碎“四人帮”，所以其他事情都顾不上了。
另外，我留下比较深印象的就是著名数学家 André Weil 来访问，我记得时间应该是 1976 年 10 月上旬，粉碎“四人帮”是 10 月 6 日，Weil 到数学所来大概是 10 月 3 日左右。Weil 的水平很高，十分有经验，同时他很实在，明确地指出我们要对理论工作给予重视。另外，接待 Weil 时陈景润的表现也给我较深的印象。陈景润在“文革”时期 1973-1974 年已经第一次被宣传了，当时新华社记者顾迈南写的一份内参被江青看到，她知道陈的身体不好，所以转给毛主席看说要救救陈景润，实际上那时陈景润并没有到病危的程度，尽管陈景润身体很不好，不过对于江青批示的这句话下面的人就很重视，陈景润 1975 年成为全国人大代表。Weil 教授来的时候，本来按理应该是华老出面接待，但华老那时常常在外推广优选法，根本不在北京，于是数学所就请了北大的段学复教授接待 Weil，陈景润也是一个重要的人，我们也受到重视，参与接待，因为5月来访的美国代表团对我们的工作非常重视。
粉碎“四人帮”以后
杨：下面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事情。“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绝对是错误的，尤其对于像上海的苏步青和杭州的陈建功这些著名学者。苏老的日子很糟糕，被批得比华老还厉害得多，因为在中国科学院的都是年龄稍大的人，造反行为尚不十分过火，但大学里那些一二年级学生把教授批斗得简直猪狗不如。
问：那时谷超豪先生是什么状况？
杨：谷超豪先生在“文革”之初，也受到冲击。他转得较快，同时由于他是地下党，得到了造反派的宽容。那时上海是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掌控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类似北京“梁效”的大批判组，复旦大学有几位老师与谷先生受到这个大批判组相当的影响。我 1977 年春天到复旦时，苏老由于“文革”期间受到非人的对待，因此对谷先生意见很大，在小范围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批评。不过，谷先生毕竟是苏老的得意弟子，很快苏老就改变了态度。谷先生与大批判组在“文革”中曾和陆启铿先生有瓜葛，听说是整了陆的材料。陆先生对此意见很大，一直耿耿于怀。
自从 Offord 到北京访问以后，Hayman 教授也一直想来北京。他 30 岁时就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是 Hardy-Littlewood 学派的传人，功底相当好。虽然他有来中国访问的愿望，可是在“四人帮”掌控时期，他邀请我去英国访问我不可能成行，他要来访也根本不可能。到了 1977 年，“四人帮”被粉碎了半年多以后，他正好要到香港去，因为香港当时是按照英国的制度，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请几位外面的专家来评议科研水平和办学效果如何，Hayman 去香港就是担任这种评议委员。他到了香港当然就很希望到大陆访问，但我们这里还是迟迟没批，最后他就提出自费来。于是 1977 年 6 月他来北京访问了几天，名义上是他自费的，到了北京以后，大概因为我和张广厚的工作比较出色，而且当时这样的外宾也非常难得，所以他在北京就由科学院招待，而香港到北京的旅费由他自理。
问：那时招待要用自己的钱吗？可否用科研经费支付？
杨：不，那时就是数学所招待的，而且事先要向科学院请示获得批准。差不多到 1979-1980 年，包括投文章，我们都要先将文章交给所里，不能自己寄出去，否则是违反规定的。
从 1973 年开始，我们几乎每年都在《中国科学》上有文章，有时在《数学学报》上也有，因此 Hayman 教授对我们的工作已经比较了解，他来访时，我们还报告了一些我们没有发表的文章，他当然对这些工作都非常称赞。最后有两个结果：第一个是他继续邀请我和张广厚到欧洲去访问，告诉我们这两年在西欧有哪些跟复变函数论有关的学术会议，问我们能不能去参加，以及到他们学校访问；第二个是他知道《数学评论》没有我们 1973 年以来好几篇文章的评论（过去 60 年代都是有的），他回去以后就给《数学评论》写了一封信，而且把信复印给我了，可是我的东西太乱了，已经找不到了，那是一封很长的信，主要的意思是《数学评论》现在为什么不评论中国的文章，中国在复分析方面有非常好的文章。实际上，关键问题并不能怪《数学评论》，因为 1966-1972 年中国没有任何学术期刊，一篇数学文章都没有，1973 年复刊人家可能并不知道，文章也不多。但 Hayman 写信后就马上恢复评论了。
问：1966 年以前的文章都有评论吗？
杨：是的，而且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国数学会用机器（计算机）翻译的办法把每一期《数学学报》都翻译成英文出版，我 1964 年在《数学学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我看了他们的翻译，虽然稍微有点生硬，但基本上没问题，比如完全不懂中文的外国人也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说实在的，那时《数学学报》的文章应该算是不错的，说不定比现在《数学学报》上的文章质量还好。
问：那时《数学学报》上的文章应该算是代表我们国家最高水平的数学文章了。
杨：对。那时候像陆启铿、王元等的文章主要在《数学学报》上发表，我算是个例外，因为熊老的资格很老，权威性很强，而且三次到法国，在法国住了十六七年，在他的概念中，觉得用中文发表文章不方便交流，所以让我们主要用法文写，他来修改，以他推荐的名义送到所业务处。因为我们做的这个方面，长期是法国很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的数学还不十分先进，后来德国排犹，一大批高水平的犹太学者到了美国，再加上包括欧洲、中国、印度等一批很出色的学者到了美国，他们的数学才强大起来。
首次出访欧洲
杨：1978 年 4 月初，我和张广厚去欧洲访问。1978 年 3 月下旬刚开完全国科学大会，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所以我们出去的时间确实还比较早。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大概是 4 月 4 日或 6 日从北京出发的。1977 年 Hayman 来访问时，他希望我们出去参加一些会议，其中一个规模比较大而且比较重要的会议在瑞士举行。我们这次出去是我国从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科研人员第一次以学者个人的名义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中国科协有记载。有一位叫张泽的院士，他原来是物理所的研究员，当周光召在科协任主席的时候，张一度被调到科协当书记处书记，负责国际交流的工作，他说根据科协档案的记载，我们是自 1966 年后第一次以个人身份去进行学术交流的，不单是数学，而且是所有学科中的第一次。
问：那次您是和张广厚两人一起去的吧？
杨：是的，还去了一位翻译朱世学（也是数学所的），作为翻译并照顾我们。Hayman 从中国回去以后，接着就跟欧洲的会议联系，给我们发来邀请，我们收到邀请当然就要上报。上报以后，科学院的外事局就打了一个报告上去，科学院的这个报告首先要经过院长，当时是方毅，他那时已经是政治局委员了，他批了一段话支持我们出访，意思是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做得很不错，出去可以发挥我们的影响；后面是科学院国际合作局的报告，这个文件要把当时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名字列上，每一位政治局委员都要看这个文件。你们现在也许很难想象，我们当时也没想到会这样，所以你就能想象到没有粉碎“四人帮”时 Hayman 想让我去访问，尽管我把他的来信报告给科学院了，但当时根本不可能得到批准。在这个文件上，我发现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名字，除了有极个别可能不在北京没画圈的，其他的人都圈阅了。外事局在1978年1月20日左右把我叫到院部去看这个文件，让我们准备出国。
问：这文件还在吗？
杨：我不知道科学院有没有保留，因为很多年了，而且科学院办公的地方也重新装修过几次。
1978 年到瑞士和英国是我们第一次外出访问，在这之前，我和张广厚连飞机都没坐过，我们在数学所当了四年研究生，从 1966 年名义上转成工作人员，到 1978 年也 12 年了，可是在这期间都没有学术交流，国内的学术会议也完全没有，当时数学所没有什么出差的任务，而且那时即使国内出差也不坐飞机。这期间，我记得的唯一一次出差是 1977 年春天和几位学者去调研，我在上海见到苏老，赴沪前还去了南京。
下面谈谈在瑞士和英国的访问。苏黎世的国际函数论会议是个规模很大的会议，大概有 100 多位学者参加，那个会议名义上是为瑞士联邦高工里一个搞分析的老教授举办的，他叫 A. Pflüger，我印象中他是 70 岁，在这个会后就退休了。Pflüger 是个很好的人，学术水平也很不错。在那个会上，有一些复分析领域很权威的学者：R. Nevanlinna 来了，那时他已经八十二三岁了，虽然已经白发苍苍，但身体还相当好；还有他的学生 L. Ahlfors，他在国际上很有地位，是哈佛的讲席教授，也是首届菲尔兹奖得主；Hayman 当然也来了；另外，瑞士联邦高工那时的系主任 Huber 也是搞复分析、函数论的，水平也很不错；还有其他西欧做函数论的学者，比如后来做国际数学联盟秘书长的 O. Lehto，长期在赫尔辛基大学担任数学系主任和学校里的院长；英国除了 Hayman 以外，还有一些学者；离瑞士较近的德国也去了较多学者，我们比较熟悉的有 G. Frank，E. Mues；还有意大利的 E. Bombieri，他那时已经拿到菲尔兹奖，但还没有到美国去；美国的学者有密歇根大学的 F. Gehring。中国有我和张广厚两人，而且刚开始参加会议的时候，会议上很多人都没想到会有两个中国人，有人误认为我们是日本人。
问：有没有海外的华人参加？
杨：没有。在我们的研究领域，当时海外并没有很强的华人学者。在这个会上跟这些学者接触，我们开阔了眼界。我和张广厚还约了 Nevanlinna，Ahlfors 和 Hayman 一起到外面去吃了顿饭。另外，我们跟 Bombieri，前面提到的两位德国学者和瑞士的同行都有一些交流。我和张广厚做了演讲，反应都很好。有一位新华社驻瑞士的记者陆明珠也和我们一起去苏黎世访问，做了报道，她平时在瑞士首都伯尔尼。
那时从中国去瑞士没有直达的航班，我们先到布加勒斯特，在那里的使馆住了一天，到瑞士后离开会还有四五天，在开会之前我们先被接到伯尔尼，住在使馆里最好的两个客房。使馆也没有碰到过这样的访问，同时我们在 1977 年 2 月已经被《人民日报》、新华社比较郑重地报道过，所以使馆十分重视，大使还召集了两位参赞与其他领导，和我们开了两三次会。这实际上是很不正常的状况，本来这种事应该司空见惯，不应该这么紧张的，但他们好像还考虑了各种各样的可能；同时他们也没经历过，怕出事情，他们的警惕性比我们高，比如知道国内外待遇的差距大，他们要把各种情况都照应好了。因此我们这次出去似乎看成跟他们外交人员一样，必须要二人同行。
无论如何，苏黎世之行对我们来说是开阔了眼界，而且效果比较好，记者也发了一些报道，那时在内地和香港的报纸都登了我们的消息。1979 年，Lehto 率领芬兰教育代表团访华时，就特地要会见我和张广厚。
苏黎世的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又回到大使馆，然后又去了瑞士的其他几个城市和日内瓦，每个城市都待了一两天，访问了当地的大学，接着就从日内瓦直接乘飞机去伦敦。在瑞士访问了两周，因为 Hayman 教授的邀请，我们到伦敦顺访一周。在伦敦时也是一切都搞得很正式，比如到伦敦机场，是中国驻英国代办去接我们，送到驻英使馆一个专门给学者提供的住地。在帝国理工学院访问的一周期间，Hayman 安排我们去剑桥大学访问了一天，又到伦敦东南一个叫坎特伯雷（Cantbury）的城市访问了一天。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出国访问，访问结束后不久，当年5月正好国内的函数论会议在上海举行，那算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次函数论的学术会议。
问：“文革”结束后国内数学哪个方向最早举行学术会议？
杨：我不记得了，但函数论应该算是比较早的。我们刚从英国回来不久，在北京待了十几天就又到上海去，我们在这个函数论会议以及上海科协的会堂报告了那次出访的经过，苏老都来听了，苏老的资格是很老的，但经过十年“文革”，他了解的主要是过去日本的情形，所以看起来他也对我们的报告感到新鲜。
至于您刚才问“文革”结束后国内数学哪个方向最早举行学术会议？我估计函数论会议是很早的，因为中国数学会在“文革”结束后恢复活动的第一次会议是 1978 年 11 月在成都举行的代表大会，而上海的函数论会议比这还要早半年。
我下一个涉及外事的重要活动是 L. Bers 来访。Bers 是一个有相当影响的数学家，在复分析领域除了 Ahlfors 外，可以说他是比较权威的学者。此外，他对美国数学界有比较大的影响。他访华的时间是 1979 年 5 月，是陈省身先生介绍的，因为 Bers 在美国数学界是很有权威和影响的人，大概陈先生了解他的访华意愿，同时也希望促成这个事情。Bers 访华首先是在科学院数学所，可是那时对来访的外宾，即使他做一系列演讲或地位很高，也不给他们任何报酬。不过当时的外宾数量很少，在北京访问结束后，我们一般都安排他们到其他地方去，一方面做点交流，另一方面是安排他们适当游览一下。Bers 来北京后，他就想约人陪他到外地去看一看，最好就是要专业相同的，英语也能应付，没有什么合适的人，所里只好把这个差事派给我。因此 Bers 在北京待了十几天以后，我就陪他到西安，然后到上海、杭州，再到广州，每个地方都待两三天，最后他就在广州出境，从香港回美国了，那时北京、上海还没有直达美国的航班，香港是有的。我就这么陪 Bers 夫妇在国内走了一趟。
Bers 访问后不久，陈先生又介绍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多复变函数论学者 B. Schiffman 教授来访。这前后有不少其他的学者来访，例如著名教授 L. Nirenberg（柯朗研究所），E. M. Stein（普林斯顿大学）等。
第一次赴美访问
杨：1979 年 10 月初，我和张广厚应邀到美国访问了一学年，先是到康奈尔大学访问一学期，然后到普渡大学访问一学期，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学校都有函数论方面做得很好的学者。
在康奈尔大学，有一位叫 W. H. J. Fuchs 的犹太裔教授，他原来是德国人，1914 年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未等到希特勒排犹就随全家迁往了英国，我不清楚他是在剑桥还是牛津受的教育，但他是受到 Hardy-Littlewood 学派影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他就去了美国，而且长期在康奈尔大学。他为人非常好，有中国情结，还会说一点中文，因为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在 20 世纪 20 年代曾经在中国待过，而且认为那时的北京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城市，曾打算全家搬到北京，就是这个原因他学了一点中文。
Fuchs 教授希望到中国来访问，而且很早之前就表达过这个愿望，那是在 1977 年秋天。当时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一个规模很大、历时一个月的学术规划会议，各个学科都派了许多学者参加，总共大概有一千多人，数学方面有五六十人，其中数学所有七八位，其他都是外地院校的，像苏老、柯召、李国平、吴大任、谷超豪、夏道行等都来了，所有人都住在友谊宾馆。开始的全体大会在友谊宾馆的大礼堂召开，而且很正规，有主席团，其中有三位数学家：华老、苏老和我，当然这个会议主要是中国科学院在里面起作用。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先生知道 Fuchs 是复分析的专家，所以他在主席台上见到我说，王宪钟对他说一位康奈尔的同事（就是 Fuchs）想到中国来访问，可能还有一些文字的材料交给了他，因此我知道 Fuchs 很早就想来中国；另一方面，这也可以看出当时要来访问是多困难的事情，连吴有训这样身份的学者都不能决定，虽然那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但国际交流还在慢慢恢复的过程中。
不过后来反而是我和张广厚应 Fuchs 的邀请先去美国访问，而他是过了一年以后，即 1980 年的夏天，才到中国访问。他来访问时也有点像刚才我说的 Bers 那样，北京访问结束后去各地访问并游览。当时浙大与科学院有一定的隶属关系，所以我们当然就介绍 Fuchs 到浙大访问。Fuchs 在杭州时，路上偶遇林芳华，对其复变函数方面的知识很欣赏，想收他做研究生。那时郭竹瑞先生很积极，希望把浙大数学系办好，他觉得励建书学得不错，就把励建书介绍给 Fuchs。于是阴差阳错，励建书通过 Fuchs 被推荐到康奈尔大学了。后来，林芳华到明尼苏达大学攻读，而励建书的导师回以色列工作，励就转到耶鲁大学了。值得庆幸的是后来两位都成了十分成功的学者。
这时候，Hayman教授又来华访问，并做了系列演讲。
我和张广厚实际上在康奈尔待了不到一个学期。我们离开北京已经是 1979 年 10 月 6 日，那时去美国没有直达航班，得先飞到巴黎，中间又在巴基斯坦和阿联酋停留，在巴黎休息了两天，到纽约是 10 日左右，当时纽约下了相当大的雪，我们住在纽约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处。因为半年前我们接待过 Bers，所以在纽约期间他带我们去逛博物馆，并且为了尽地主之谊，把我们接到他家里住了一晚。因此我们到康奈尔已经是 10 月中旬了，在那儿一直待到 12 月圣诞节前夕，差不多两个半月的时间，主要的东道主就是 Fuchs，他非常友好，给我们很多照应。尽管他水平很高，不过那时年纪已经比较大了，我们在康奈尔主要还是自己做一些研究工作。在康奈尔的一学期里，有不少学术活动。例如，那里的教授很关注丘先生的研究工作，并想聘请他，为此曾邀他来做学术演讲。
在康奈尔停留期间，我们去了纽约州的雪城（Syracuse）大学，它在美国也算是资格比较老的大学，那里有位函数论做得很不错的学者 A. Edrei，跟 Fuchs 有很多的合作论文；此外，我还到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去访问和演讲。其中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活动是 Bers 邀请与主持的，那次演讲比较成功，结束以后他们就约我吃饭，这在美国都是自愿参加，除了演讲人的费用由系里付，其他人都是自己付餐费，那次有二十个人参加聚餐，一方面是因为 Bers 比较有影响力，另一方面是他们对演讲的内容相当感兴趣。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活动则是由 J. J. Kohn 教授邀请与主持的。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演讲的时候，周炜良也来了，他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尽管那时已经退休了，他知道我去演讲，还是特意来听了，还跟我聊天。他在国外生活了很久，从 1949 年到那时已经三十年了，而且 1949 年以前他在欧洲也长期待过，可是他的扬州口音还相当浓重。他说对我讲的那些还比较熟悉，因为抗战期间他在云南大学做过庄圻泰先生的助教，那时庄先生就讲一点 Nevanlinna 理论的基础内容。周先生对人非常友好，他的学术成就非常高，但没有什么架子。
我们结束在康奈尔的访问以后，1980 年初到普渡大学。那儿有两个比较年轻的学者，跟我的岁数相差不多，做得很不错，其中一位就是 Fuchs 带出来的学生，叫 David Drasin，是位犹太裔的学者，很年轻，已在普渡大学做了几年的正教授。另一位教授是 A. Weitsman。他们为我们的访问向美国科学基金会申请了经费，办了一个大型国际会议，有一百余位各国的学者前来参加，我在会上做了演讲。许多参会者是刚在德国的会议上见到的学者，我们感到十分亲切。我印象很深的是 Drasin 主持我的演讲时，除了盛赞我们的研究工作外，特别推荐了发表我们论文的期刊《中国科学》，大意是它很价廉物美。
在普渡大学期间，我们到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位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访问和演讲。在密歇根大学有复分析的著名学者 Gehring 和 P. Duren，在威斯康星大学有两位同行 S. Hellerstein 与 D. Shea 教授，还有分析方面的大家 W. Rudin 教授，在华盛顿大学则有十分优秀的青年学者 A. Baernstein II 教授，还有调和分析方面的大家 Weiss 教授。
虽然那次，我们未去伊利诺伊大学，但我们在普渡大学的国际会议上与该校学者有很多交流。以后，我还多次去伊利诺伊大学开会和访问，因为那里有 S. Bank，J. Miles，L. Rubel 和 J. M. Wu 等优秀的复分析学者。
我们在普渡大学一直待到5月学校放假才离开，途经加州、香港回国。途中我在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都做了演讲。
德国之行与上沃尔法（Oberwolfach）会议
杨：在普渡大学期间，我还去了德国访问。因为 1978 年我在瑞士的会议上认识了一些函数论的德国专家，其中有一位是 Frank，他负责主持 1980 年 2 月在上沃尔法的函数论会议，于是他邀请我参会和做演讲。会议付给我的钱基本上够来回旅费，但他为了让我的经费更充裕一点，同时也觉得我应该去跟德国的函数论学者交流，因此他又介绍我到六所大学访问，其中包括他所在的多特蒙德大学，我在每个学校待两天左右。每次演讲他们都付我一笔演讲费，这就使得我的经费相当充裕，同时让我更了解德国同行的情况。
我的行程是这样的：普渡大学离芝加哥不太远，开车的话三个小时左右就到，然后从芝加哥的机场起飞，八九个小时就到法兰克福，从法兰克福机场坐火车沿着莱茵河往法国边境的方向走，就到了亚琛工业大学——路甬祥院长的母校，这是我到的第一所德国大学。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是从法兰克福到亚琛中间要在科隆（离波恩较近的城市）换一次火车，当火车沿法兰克福到科隆这一段行驶的时候，往车窗外看，一边是莱茵河，一边是群山，风景非常优美，这是我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过的，虽然在芝加哥到德国的飞机上一夜没有休息好，但窗外的美景让我眼前一亮。
到亚琛时已是中午了，来接我的是数学系主任，他就拿着施普林格（Springer）的著名数学丛书 Lecture Notes in Mathematics 的一本作为接头的标志，不过他更容易认出我，因为我是中国人。他中午接我到旅馆后，接着就陪我到学校参观。我演讲定在下午六点开始，但实际上德国的演讲都比规定时间晚一刻钟，所以到六点一刻才开始演讲，讲到七点一刻，然后吃完饭时差不多九点，再进行派对，回到旅馆都十二点多了，不过那时我还年轻，精神很好，虽然前一夜乘飞机时基本上没有睡。
前面提到，这次德国之行主要是参加上沃尔法会议的。上沃尔法是在德国南部的黑森林地区，那里形成了每个礼拜开一次会的制度，所有参会的人周末到达，从星期一开始到星期五结束，散会后接连又是下一个会，每年除了像圣诞这些重大节日外，一年大概开 40 多个会。每个会的规模差不多就是 50 人上下，因为他们的硬件设施只能容纳这么多人。他们有两栋楼，一栋是供吃饭与住宿用的，一栋是图书馆和会场，条件还是很不错的，周围的风景与环境也很好，而且这形成了制度。也许我是国内第一个去上沃尔法的人，时间是 1980 年 2 月，至少那时国内的人好像还不太清楚上沃尔法。
我在上沃尔法跟一些学者交流了一个星期，比如跟之前就认识的 Hayman 教授。我在 1979 年曾与他合作过，因为他在整理 Littlewood 遗物时发现了一个笔记本里有一个猜想，是 Littlewood 在 1930 年左右提出的，到那时已经差不多半个世纪了，还没被解决。Hayman 写信向我提了这个问题，我看到后就觉得能做一个正面的答案，做了几天就把证明寄给了他。他看了以后认为这个正面答案实际上在附加了一个很弱的条件后就能说明 Littlewood 的猜想成立，但他不知道这个条件是否必要，于是他设法举了一个反例确定没有这个条件是不行的。举出这个反例十分费事，也是很见功夫的，他的功底很深，我们那次合作的文章发表在 1982 年的《伦敦数学会学报》（Proceedings of London Mathematical Society）上。同一年我自己也有一篇文章在《伦敦数学会期刊》（Journal of London Mathematical Society）上发表。
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地方是在德国访问的最后一站——吉森（Gießen）大学，在法兰克福北边大概一百公里左右的一个城市，那个大学很古老。那时他们的数学系主任叫 D. Gaier，也是搞复变函数论的，做得很不错，而且为人很好，他终身未婚，把一生都贡献给了数学。那时他将近 50 岁，现在已经去世了。他觉得吉森大学最好的是数学系的图书馆，收藏很丰富，有中国 1949 年以前的《数学学报》（当时是苏老任主编），我印象中那时我们数学所图书馆都没有老的《数学学报》，但我知道熊老家里是有的，因为他曾当过编委。
在吉森大学访问后，Gaier 邀请我乘他的车去上沃尔法开会，他说他大概每五年左右就要换一辆车，这当然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我在国内已经算是待遇比较高的了，那时每月拿 100 多元工资（原来科学院研究生毕业生的工资是 69.5 元，比本科毕业生要高两级，因为我们是四年制的，在当时也已经算不错了；粉碎“四人帮”后，1977 年 10 月开始有所谓的津贴，那时津贴的范围很小，陈景润、张广厚和我每月有 50 元的津贴），但我们从来没想到拥有私人汽车。以前在美国康奈尔访问时，我们租了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的房子，他自己住一楼，把二楼租给张广厚和我。他跟我聊天时说过去他遇到一个波兰人，波兰人告诉他说要节约生活五年才能买一辆轿车，他的意思是波兰人的日子真不好过，我们非常感慨，其实那时我心里想我们节约生活五年也远远买不到轿车。刚开始到美国时，我们连洗衣机也不会用。不过，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比如学校里的教授，也许只要节省一年的生活费就能买一辆普通的小轿车。
这次德国之行，还有两件事情可以讲一下。在我去德国之前，我就问 Fuchs 教授从德国回美国的签证有没有问题，Fuchs 也帮我问了，并且有关方面也回信说不会有问题，但当我在法兰克福申请回美签证时就遇到困难了。因为当时西方对共产党非常敏感，他们觉得我能单独出来旅行必定有政治背景，我那时还年轻，就约见美国驻德国法兰克福的总领事，谈了较久，并和他辩论起来，但是没有作用。最后费了很大的劲，Fuchs 通过美国国会议员的帮助才将事情解决。
另外一件事是，在西柏林访问时，当地函数论的教授周末请我去东柏林游览，我们事前不知道持中国护照到东柏林要不要签证，到了边防后，他们也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当时我拿的是公务护照，所以签证官打电话请示，结果我不仅能过去，而且还有优待，因为他们把中国放在同一个阵营里，西德的人那时规定必须要按 1:1 的汇率换一定数量的马克，其实当时东德的马克不值钱，西德人最后离境时一般会把换来的东德马克再捐献给东德，而我拿着中国的公务护照则不需要兑换这笔钱。在那里，印象很深的是柏林墙，我从西侧可在很近距离内仔细地观察，而在东侧则要隔相当的距离了。
我在德国跟当地数学家聊天的时候，他们说想加强跟中国数学家的联系，希望授予一位中国数学家名誉博士，问我授给谁最合适，我说当然是华老了。
我们第一次去瑞士以及后来去美国，每次出国之前，钱三强副院长都找我们谈一次话，我们回来以后都要向他汇报。当时钱先生是主管数理方面的副院长，我们汇报的内容一方面是国外的科研教育体制，另一方面是我们专业的工作情况。因为毕竟在美国待了一个学年，所以我们把美国一些优秀之处看得很清楚，不仅是我们，后来王元院士他们去国外访问后也看到这些优点：首先是国外科研机构的非行政化，他们数学系是教授，尤其是水平、威望比较高的大牌教授起主要作用，秘书等行政人员只起辅助的作用，且人数很少，而当时国内科研单位的领导几乎都是行政人员和老干部，而且行政人员的比例很大；其次是国外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有些大学数学系会邀请学者去访问，每个大学都有比较多的学术演讲和活动，凡是交通比较方便或很有名望的大学差不多每天都有学术演讲，而那时的中国几乎没有这些活动；还有一个是不能近亲繁殖、在一个学校拿到博士学位后不能即刻留在该校的制度。这些我们都向钱三强报告了，钱先生听了我们的体会后十分赞同，并要求我们向全院做报告，其实他应该也了解国外的情况。实际上，当时我们看到的问题有不少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
我国加入国际数学联盟
问：可否讲讲中国加入国际数学联盟（IMU）的事情。
杨：我记得最早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们跟国际数学联盟的秘书长老 Lions 通信，其中按照科协的原则讲到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支持在台湾举行重要的国际会议，Lions 回信说他们不仅不会支持在台湾举行国际数学会议，而且设想在 20 世纪末之前应该在北京举行一次国际数学家大会。
1982 年时，中国数学会副秘书长是王寿仁，我是常务理事，国际数学联盟约我们参加在华沙举行的各国代表会议（General Assembly），但那一年没能在华沙举行国际数学家大会。实际上我们到华沙并不能正式参加各国代表会议，因为中国还不是国际数学联盟的成员，我们利用会议以外的机会跟他们谈谈中国加入国际数学联盟的问题，跟国际数学联盟的主席和秘书长做了一些联络，各自阐明了观点。
1983 年我去瑞典 Mittag-Leffler 研究所访问，当时的所长是 L. Carleson，他是很有影响、有威望的数学家，那时他也请 F. Hirzebruch 到 Mittag-Leffler 研究所访问，Hirzebruch 那时是国际数学联盟的主席，我跟他谈了关于中国加入的问题。另外，赫尔辛基大学的 Lehto 那时是国际数学联盟的秘书长，因此我又趁他邀我去赫尔辛基大学演讲时跟他具体地谈，但有关的条件没完全谈好。
我在 Mittag-Leffler 研究所访问了两个月，跟 Carleson 比较熟悉，他过去曾是国际数学联盟的主席，对我们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他认为一些政治问题有时是会随时间而改变的，比如芬兰曾经是瑞典的一部分，但现在是两个独立的国家，所以他觉得国际数学联盟最好不要牵涉政治问题。那时台湾地区已经是它的成员（member），如果我们要把台湾驱逐出去，他们当然会感到为难。后来我国外交部稍微往后退了一点，不驱逐台湾也行，但需要修改会章，因为会章原来假定一个成员就是一个国家，必须要改成“国家或地区”，不过国际数学联盟说这样需要修改的地方太多，他们还是表示为难。为了这个问题，我们一直讨论，后来由于很多方面都在做工作，我觉得让国际数学联盟感到有压力的是当时中国大部分学科都加入了相应的国际组织，最后发现只有数学和地理两个学科的问题没有解决，上一级组织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ICSU）对其有压力，因此国际数学联盟也要后退了。
1986 年，当时吴文俊是中国数学会的理事长，我是秘书长，科协就找我说国际数学联盟后退了。于是吴先生和我作为观察员去参加在伯克利附近的奥克兰举行的各国代表会议，在会上提出了中国加入国际数学联盟的问题，当然之前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讨。最后决定中国的大陆和台湾作为一个成员，统一用中国的这个名义加入，中国下面分两部分：中国数学会和位于台北的数学会，我们是接受这样的说法的。而那时台湾的数学会会长是赖汉卿，他为人比较实在，在会上没有反对。
国际数学联盟给了中国最高的 5 票表决权，这个表决权其实是没有很大意义的，主要就是决定每届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哪儿开，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而我们和台湾作为一个成员，分配表决权的办法只能是两种：一种是我们 4 票他们 1 票，一种是我们 3 票他们 2 票，我想既然台湾代表在会上表现得较好，我们也应该把姿态放高一点，我就主动提出我们 3 票他们 2 票的方案，他们当然接受了。实际上这个表决权决定不了什么。
问：那么后来香港是怎么处理的？还有澳门呢？
杨：香港原来就是国际数学联盟的成员，是单独参加的。原来也有点含糊，实际上是以地区的名义加入，他们有 1 票表决权。澳门当时没有加入。
开放初期的学术活动
杨：下面谈谈陈省身和丘成桐先生的几件事情。
正如之前说的，丘先生因年轻，来访实际上并不算很早，他最早于 1979 年夏天到科学院数学所访问，是华老邀请的。因为丘先生 1976 年解决了 Calabi 猜想，1978 年被邀请在赫尔辛基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一小时演讲，所以华老马上就邀请他来中国。他那次做了比较长时间的讲学，我也去听了。
1980 年，丘先生应邀来参加第一次的双微（微分几何、微分方程）会议，那是由陈省身先生主持的，在北京举行。据说陈先生之所以要举办双微会议，是因为物理界由杨振宁和李政道发起了 1979 年在广东从化举行的会议，非常成功，而且规格也很高，详细的情况在陆启铿先生的文章里已经提到。1979 年时丘先生是一个人来的，而 1980 年双微会议时，他和夫人一起来，他夫人那时已经怀了第一个孩子，而且反应比较重。
在这里我们要提到在粉碎“四人帮”后陈先生主持的几次重大的活动。一个是双微会议，这又要提到苏老了，苏老是不太赞成双微会议的，因为他觉得双微会议没有把他与国内学者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中国数学会 1978 年 11 月底到 12 月初在成都召开代表大会，会上选举了理事会，但因为时间关系，没有选举常务理事会和正、副理事长，所以就定了 1979 年 3 月在杭州举行理事会议，选举常务理事会和理事长、副理事长，结果还是华老担任理事长，苏老、江泽涵、吴大任、柯召、齐民友担任副理事长。齐民友教授当选的重要原因是他从 1958 年到“文革”期间一直受到批判，那时武汉大学搞得很“左”，上面湖北省委也很“左”，齐民友被批得很厉害，在《人民日报》上作为重点批判对象，得到大家的同情。
在杭州召开理事会议期间，苏老和我被浙大邀请去做演讲，苏老就在浙大演讲时公开表示了他对双微会议的一些看法，他觉得请外国人来讲，我们在下面听不太好，为什么不讲讲我们擅长的研究方向，虽然他的看法并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但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数学停顿了十年以上的现实问题，陈先生搞的双微会议还是能起到积极作用的。不过对于苏老而言，他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因为他长期在国内权威学者的位置上。
陈先生倡导的另一个重要活动是暑期学校。第一届是 1984 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当时请了四位主讲人：伍鸿熙、肖荫堂、项武义和莫宗坚。以后每年由一所重点大学负责举办暑期学校，讲授的老师有国内外的学者，这就使研究生可以打下较好的数学基础。
还有一个是陈先生的项目，这个项目是从 1983 年开始，由一批美国的数学家到中国来找一些好的学生。因为中国的教育和科学研究在“文革”期间停顿了多年，从 1977-1978 年开始恢复高考，1982 年左右有了好的毕业生，但是他们对出国深造的渠道不怎么清楚，国外也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所以就由几位美国的数学家负责到北京来面试一些学生，帮助他们到美国的大学去申请读博士学位。这些学生有的能在美国找到资助，有的就由中国教育部给予资助。1983 年开始是由 Griffith 负责，后来丘先生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觉得这个事情应该由华人学者自己来管，所以 1984 年就由丘先生和 Griffith 共同负责。
以上就是改革开放之初，陈先生在中国倡导的三项主要活动，是由丘成桐、伍鸿熙、肖荫堂等当时的青年学者加以实现的。
丘先生第三次来访问是 1983 年 12 月，那年的夏天在华沙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他获得了菲尔兹奖，科学院数学所也拟聘他为名誉学术委员，而我们还报到上面去请国家领导人会见丘先生，主持科学方面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会见是没有问题的，但上报请国家领导人会见时，刚开始领导考虑由国务院总理会见，但我们当时希望最好是由一把手会见，故提议由胡耀邦总书记会见，最后由胡耀邦总书记见了丘先生。会见十分认真，在会见之前先要由科学院向胡耀邦总书记报告一下外宾的基本情况以及可能会提出什么问题和建议，让领导人有思想准备。我记得会见那天是下午四点半，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于是我们四点钟要先去给胡耀邦总书记汇报丘先生的基本情况和估计他要谈的内容，当天出席活动的有胡耀邦总书记，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以及一位负责外事工作的副秘书长，我们这边有吴文俊、陆启铿和我。会见结束后，本来是数学所宴请，后因卢嘉锡到场，改以卢院长的名义宴请，卢先生笑称他做了“不速之主”。
在丘先生没有去哈佛大学之前，许多大学都希望聘任他。到了 1987 年夏天，他决定去哈佛，就在这之前，他再来我们这儿访问，我那时已经当数学所所长了，所以前后的事情完全由我来负责。但中间发生了一个插曲，丘先生来访时住在北京饭店，科学院外事局的一位处长送行来晚了一点。我在丘先生访问时特地把以往华老用过的车借来（当时数学所和应用数学所属于不同的单位，华老因为搞“双法”，主要在应用数学所，他的车和司机编制也在应用数学所；那时数学所只有比较差的上海牌小轿车，为了提高规格，所以就把华老的红旗三排座的车借来），而华老的司机是位老司机，开车以安全为主，虽然时间已经比较紧了，但他还是开得很稳当，结果到了机场时只剩不到半小时，已经不能办理登机手续了。
丘先生当时很着急，他要搬家到哈佛，若弄得要他夫人一个人搬，她就要埋怨丘先生了。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好临时找机场的人，机场的人说他们好办，但检查护照那里可能有问题，让我先去海关看看，我就告诉海关人员我的名字并拿我的证件给他们，他们还知道我，签证官拿着图章陪着我和丘先生到连接飞机通道的地方，先看看能否上飞机，结果还可以，就临时在那里为丘先生盖了海关的章，而丘先生的行李还在外面，但那时已经来不及，丘先生就先走，委托我保管行李，我并不知道行李里有什么东西，拿回去一直放在我办公室，等过了一年半后，我去美国时才帮他带过去，原来行李里有较贵重的东西，丘先生都忘记了。
1979 年时，肖荫堂也是第一次来我们这里访问，他做了一系列关于多复变的演讲，而且他跟陆启铿教授正好是同行，后来他们对国内多复变的发展起了作用。那时华老依然将精力放在推广“双法”上，所以数学所主要的事情由陆启铿张罗，陆先生担任的职务是副所长，但实际上相当于常务副所长，主持了后来 1981 年在杭州举行的多复变会议，这在陆先生的文章里有详细的记载。虽然那次是多复变的会议，因为那时会议比较少，难得有机会，大家都去了，除了华老和陆启铿外，吴文俊、龙瑞麟、张广厚和我都去参加了，我还在会上做了一个演讲，尽管不属于多复变的内容。会议期间我们一起去了钱塘江观潮，开会的地点在汪庄，是毛主席去杭州住的地方。
以上主要谈了尼克松访华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十年间，我国数学对外交流的概况。从那以后，我国的国际学术交流日趋频繁，仅以复分析为例，80 年代便有 P. Duren，Gehring，P. Jones 等学者来做系列演讲。80 年代及以后，在西安、北京、天津、银川、上海、杭州、合肥等地都举行过国际复分析会议，每次会议有十余位或更多的外国学者参加。
一点思考
问：对王元院士的回忆文章，有何看法？
杨：“文革”期间国内所有地方的科研都停顿了十年，甚至很多都是超过十年的，一方面，动乱并不是 1966 年才大规模展开的，之前已经有“四清”运动、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等；另一方面，也不是刚粉碎“四人帮”就能马上恢复研究工作，很多地方都是等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有较大的改变。我是“文革”结束后较早参与对外交流的，跟外国人接触时他们往往问起“文革”的情况，当时我们会尽量轻描淡写，比如 1979 年张广厚和我第一次到美国，因为待的时间比较久，所以必然遇到一些学者谈起中国“文革”的情况，那时思想没有像现在这么开放，我们尽量把那时的问题稍微淡化一点，但客观的事实还是要真实的。例如工农兵学员，“文革”前五年完全没有大学生，后五年收的工农兵学员虽然要求是初中毕业，但并不是当年毕业的，所以实际上那些学生的程度连初中都不如，工农兵学员仅学习三年，而且不能完全在课堂里学习，要“开门办学”，能学到“文革”前比较正式的高中毕业水平应该算不错了。
钟家庆是华老的研究生，原来编制在数学所，后来华老将他和其他研究生带到中科大，“文革”期间结婚，因为他的夫人是清华大学的，他那时也不能留恋数学研究，反正到处都一样，当时要去五七干校，他就调到清华去，“文革”结束才又调回数学所。他说实际上对工农兵学员要从初中课程教起，因为学员在初中毕业后要去生产实践一段时间，到做工农兵学员时都 20 岁左右，之前学的东西已忘掉了。“文革”十年对绝大多数的人而言都是影响巨大，像陈景润是非常例外的，他当然也受到过很多冲击，但因为他身体不好，除了被关进“专政队”以外，其他时间都可以要医生给他开全休的病假条，他就不用参加政治学习和劳动了，也不必去干校和解放军农场。
我们刚开始出国交流时，外国人听到这些情况后都感到十分担忧，非常怀疑我们能不能接得上去，因为照理来说，这样停顿了十几年后当然会出现很大的空缺，不仅那一代人毁了，而且还无法教下一代，应该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赶得上来。到了 1983-1984 年后，情况才慢慢清楚，大家有了信心。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能不能接得上的问题被提出来，并且国家派了一些人出去，派的人基本上就是王元院士文章中提到的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按照国际通用的惯例来邀请，邀请方要知道你和你的研究工作，愿意支付全部的费用，因此被邀请人的水平必须要够，王元院士就是属于这一种，我和张广厚也忝列这个范围，主要是因为美国代表团认可；第二种是国家出钱送出去的访问学者，很多现在较有名的学者都是这一种；第三种是对方邀请，但费用由我国支付。第一种仅是个别的学者，原因是前面提到的“文革”的情况，比如北大和清华就是重灾区，他们完全没有条件搞业务。数学所有条件搞，也仅是 1971 年林彪垮台后名义上可以搞，但许多人认为这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尤其是运动一来马上就得停下来，又开始批判了。大部分人就干脆去装收音机、打家具，那样风险较少，而且还有点实惠，因为当时根本买不到家具。正是“文革”的特殊原因，后来绝大部分出去的人都是第二、第三类，我想今后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了。
问：我想当时做得出色的人分两种，一种是在“文革”时已经崭露头角，所做的工作在国际上有了一定影响；另一种是反应比较快，刚改革开放就开始做研究，并利用国家开放的政策头一批出去，回来后走的路就比较顺利。我觉得大部分应该都是后者。
杨：现在有人讨论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尤其是我们今天讲的国际交流，王元院士从陈景润以及他自己搞的解析数论看（他的文章里也提到），他不太适应国外的生活，改革开放时已经将近 50 岁，他觉得在国际上进行学术交流不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觉得王元的观点不太全面，因为对于解析数论以及我和张广厚搞的 Nevanlinna 理论，主要可以靠自己刻苦攻关、靠证明和运算技巧，其中并不牵涉太多新的概念、理论以及许多别的方面的知识。“文革”前中国也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跟西方没有什么交流，只有西方的期刊可以参考，如果有条件，而不像“文革”那么动乱，中国还有可能搞得上去，陈景润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如果是一些需要用到很多新的概念、理论和很多方面知识的领域，那就需要交流，相互讨论想法，个人就很难搞了。
问：实际上，也许可以说解析数论本来也是得益于国际交流，因为主要是华先生从国外带回来的，如果不是得益于国际交流，华先生也很难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工作，以及后面带出这些好的学生。是吧？
杨：是的。相对来说，解析数论这个方向还是可以个人搞，例如最近的张益唐，除了看一些文献和资料了解最新的进展，他并不在活跃的学术中心，既不在哈佛也不在普林斯顿这一类的中心。而对于很多研究方向，光看资料还不太够，还需要面对面的交流，从别人那里学习一些新思想，比如从 20 世纪 60-70 年代发展起来的指标定理、算术代数几何等，我们那时差不多是完全空白；又比如 Andrew Wiles 证明 Fermat 大定理，如果他没有很广博的知识，没有在学术交流的中心，恐怕就很困难了。
譬如做 Poincaré 猜想，这里我要说点当时的史实了：晨兴数学中心是 1996 年成立的，1997 年就开始运作第一批项目，丘先生的几何分析当然要列进去（另外还有算术代数几何、偏微分方程等），当时丘先生很明确地告诉国内的一些年轻学者要钻研 R. Hamilton 的 Ricci 流。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就几次打电话跟我说这些学者并没有按照他的建议去搞 Ricci 流，还在做调和映射，让我去问问是什么情况。一开始我不太愿意去，因为我不是做这方面的，后来因为他提了好多次，于是我就去问。这些年轻学者说研究所的几何分析学术带头人告诉他们 Hamilton 的文章很难懂，教他们不要念，并认为即使念懂了也做不了什么，调和映射倒还可以做点东西。
这就是说，即使是国内几何分析做得不错的学者，其眼界还是跟丘先生没法比，国内的专家教授只看到调和映射还可以写几篇文章，而丘先生着眼的是要解决重大的问题，认为 Ricci 流这个方向可以用来做 Poincaré 猜想，气势与豪情完全不同。后来国内就只有广州的朱熹平在做，因为他不时去香港交流，并受到丘先生的熏陶，最终参与了解决 Poincaré 猜想的潮流，发挥了作用。当然其中 Perelman 的贡献是最重要的，因为是他最早给出较详细的证明提纲，克服了主要困难，但当时没有人承认他的提纲的正确性，结果由三个组分别验证了。朱熹平、曹怀东这一组做得是很不错的，他们很早完成了长篇证明，不仅验证了 Poincaré 猜想，而且还验证了几何化猜想。同时，他们总体上是按照 Perelman 的框架做，但在一些地方有自己的处理方式。
因此，不同的学科情况还是不一样，有些是国际学术交流起的作用很大，而且这种交流最好是在活跃的研究基地，经常地围绕中心课题不断讨论，不同的学者的侧重点不太一样，相互交流能学到不同方面的知识，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正是需要用到广博的知识。
总之，那个时候的开放和派遣留学生还是起到很好的作用，把我们原来担心的“到底能否接得上”的问题解决了。这批出去的人在某一方面恢复了他们专业领域的知识，而且还比原来有所提高，在自己的领域学到一些新知识并开展相应的研究工作，有些工作还不错。另一方面，也有不足的地方，因为这些最早出去的访问学者不可能在外面重新接受本科和研究生的教育，从而把基础打得很宽，然后去做新的研究，实际上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延续原来的工作方向——可能是一个三级学科或研究领域，并没有学一些很新的东西与广博的知识，尤其是跟自己领域有较大距离的内容。不过，他们出去的时间比较短，只有两年，这些人原来在学校和院系里都是骨干，他们当然会想要有点东西交账，要是学很新的东西，风险就比较大了。此外，当时他们年龄都不小了，有的四十多岁，再大一点的就是五十岁，四五十岁的人当然很自然会沿着老的方向走，而且访问的时间本来就不长，刚到国外还有一个在生活和语言上适应的过程，这是当时比较现实的情况。
问：我觉得现在的交流还有这种问题，不管是出去还是请人过来。一个很好的方向或问题，最后真正能跟上的往往都是学生，而大部分的老师还是会延续他习惯的东西，很难脱胎换骨地改变。比如做几何的，丘先生说应该做 Ricci 流，但马上下决心做的人是很少的，因为一般人不会看那么远，可能考虑的是为了把“杰青”评上，先发两三篇像样的文章，所以他不敢做真正有价值的而却较长远的东西。
杨：这个跟我们大学里评职称的制度有关，美国的大学要好一点，他们不会太过分地考察一些指标，因此往往他们做新的东西比我们好。
问：我觉得改革开放以后之所以没有像王元所希望的那样的工作，是由于我们开放的同时功利心也出现了，不像您们原来做研究那样，尽管交流不多，但却能很安静地、踏踏实实地做。现在能静下心来做的人挺少的，而且越是突出的人，他的环境越复杂，面临的竞争越多，他必须对付很多场面上的事情，于是他就没有心情做大学问了。王元先生的看法也是有道理的，尽管开放带来的好处更多，不过急功近利问题还是挺严重的。
杨：另外，刚改革开放时的学术交流和现在的很不一样。我之前已说过，当时虽然国门已经打开，但交流活动是很少的。比如，1981 年在杭州举行多复变会议，吴文俊先生、龙瑞麟等都来参加了，尽管他们不是做多复变的，因为当时的会议很少。而现在同一个学科的会议就有很多，林芳华教授曾告诉我，他有时一年会接到国内七八个会议的邀请，根本没法都去参加。而且不少会议重复，各个单位之间也很难协调。
问：现在办会议有点像市场行为，只要有钱就能开。若别人不愿意来，名人就请不到，结果就没有影响力。另外，有些会议并不是搞数学的人想开的，比如一个小学校，他们想扩大影响或申请学科点，领导就要求他们数学系必须搞一个大的会，这种情况也蛮多的。
杨：1985 年，中国数学会成立五十周年，我们在上海举行庆祝活动和会议，五十周年是个大庆，所以我们请了国际上比较有名的数学家来。虽然已经到了 1985 年，但当时要开个会还是很不容易，因为在 90 年代之前，国内能住几百人而且又有好会场的大宾馆并不多，国内代表还要可以承受其费用。我当时是中国数学会的秘书长，很清楚这些困难。
那次祝贺中国数学会成立五十周年的会议，Henri Cartan 代表法国数学会来参加了，吴文俊先生（当时的数学会理事长）和我就想趁此机会争取在中法之间达成一些协议，以后可以进行实质性的交流，比如两国互派访问学者或合办学术活动之类。既然要会谈，当然要找个比较正式的地方，会议住地是复旦大学附近一个属于空军的宾馆，叫蓝天宾馆，每一房间里只有两张床和两把椅子，总不可能让 Cartan 坐在床上和我们进行中法会谈。而租一个小的会议室要50块钱，当时来看是不便宜的。
后来我想了个简单的办法：那里有个喝咖啡的地方，里面其实没什么人，收费是每人一块钱，我和吴先生这边另外有一两个中方的工作人员，Cartan 那边加上两三个法方的人，这样最多也就七八个人，我们一个人喝一杯咖啡才七八块钱，而且这也很符合国外的情况。那时我们中国数学会没带会计去上海，用的是复旦的会计，结果复旦的工作人员对这样的报销似乎不满，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在为中法数学交流开会，以为我们纯粹是去喝咖啡，底下议论这个报销到底是什么范围。其实本来我们自己掏钱也没关系，但我事前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些情形，还觉得我们是省了钱。后来苏老和谷先生都知道了，他们就叫复旦负责会议后勤的人到我这里来，让我比较严厉地批评他，我就说：不要说我们这个决定是对国家最有利的，就算中国数学会理事长和秘书长的决定不当，也就是七八块钱，不应为这点小事计较。这可以作为当年国际交流中的一点花絮。
对 20 世纪 70 年代初至 80 年代初的国际学术交流，由于国门初开，我的印象深刻。80 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对外交流逐渐常态化，我们数学所对出国访问一般没有限制，但由于当时经费很紧，研究所不提供经费支持。如对方可以提供国际路费和当地费用，则没有问题。我作为所长，决不使用科学院和研究所的任何费用，也决不使用科学院与国外学术机构签订的协议名额。当时，我每年出访一两次，曾赴美国、欧洲各国、日本约十多个国家，访问了五六十所知名大学及做学术演讲，或参加学术会议并做大会演讲或邀请演讲。新世纪以来，国家对科研与教育增加了支持，数学所已将对方是否为该分支领域国际领先的地方作为出访的首要条件。现在的中青年学者对国际学术交流也已习以为常，详细情况就无须赘述了。
杨乐： 中国数学的对外交流
2023年10月22日，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首任院长杨乐因病逝世，享年83岁。
197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报道《杨乐、张广厚研究函数理论获得重要成果》，杨乐和张广厚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1978年，中国科学界拨乱反正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杨乐作为科技工作者代表领取“全国科学大奖”。全国科学大会结束后不久，杨乐和张广厚应邀赴瑞士苏黎世参加国际分析会议，顺访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等校，成为“文革”后学者个人出访的首例。在大会上，杨乐用英语作了《整函数与亚纯函数的一些新成果》的学术报告，非常成功，改变了许多国外学者对中国数学家的看法。
1980年，41岁的杨乐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成为当时最年轻的院士。随着国内提倡干部年轻化，杨乐很快担当了许多领导工作：1987年，杨乐出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1992年出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1996年创建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1998年出任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首任院长。
杨乐对于中国数学界的贡献，不仅在于个人在纯数学方面的研究，更是推动中国数学走向国际。2002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数学大会，杨乐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也是“数学天元基金”的发起人之一；另外，他协助丘成桐创办与运作了开放性新型研究所“晨兴数学研究中心”，对国内外数学交流、人才培养等，成绩卓著，影响深远。
“杨乐同志是中国数学界的一个领袖，对中国数学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是一个时代的楷模，指引和鼓舞着几代青年投身科学。”中国数学会发布的讣告写道。
《赛先生》重发2015年5月杨乐先生接受《数学与人文》杂志的访谈，以纪念这位中国数学界的领袖。
尼克松访华开启了学术交流的序幕
问：杨先生，请您谈谈“关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数学界与国际数学界开始的交流及其影响、作用”。
杨：我大致按照时间顺序来谈。“文革”时的乒乓外交以后，中国开始恢复对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外交活动，先是 1972 年 2 月尼克松访华，然后有个别的学者来访问。我想从这里开始，主要说到 80 年代初，先把这一段我现在记得较清楚的外事活动和你们说一说。
“文革”期间的荒唐程度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几乎所有从国外回来的人，比如留学美国、西欧或日本后回来的人都被怀疑成特务，理由是国外的物质条件更好，他们为什么不待在那儿而要回来。其实，1949 年之前出去的人，国家与家庭观念很重，而且在和平时期，教授的生活条件在社会上是相当高的，所以这些人大部分都回来了。可是在“文革”期间就是怀疑一切，尤其认为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是反动学术权威，必定留恋国外优越的条件，回来就是另有企图，很有可能是潜伏的特务。
“文革”开始以来最早的外事活动就是 1971 年春天的乒乓外交。同年夏天，基辛格来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当时他的行动是十分机密的，因为美国要跟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接触是很敏感的事情，可他肩负了重要使命，所以要避开各方，他先访问巴基斯坦，并在那儿装病休养，然后秘密地乘专机进入中国。在飞机上，有人坐在前舱，有人坐在后舱，他们开玩笑地争论谁是第一个进入中国的。
至于数学方面，王元院士的文章里回忆有一位美国数学家 C. Davis 曾经给美国政府写过所谓 Davis 报告，据说他是乒乓外交后第一个来中国访问的数学家，但我没有清晰的印象了。我记得的差不多最早的有陈省身，陈先生是尼克松访华以后，在 1972 年秋天到中国来访问的。
我对陈先生的来访有较深的印象，他那时 60 岁出头。他为了到中国来特意做了深灰色的中山装，那时他还相对年轻，很精神，跟经历过“文革”的国内知识分子不一样，有点气宇轩昂的样子。他能来一方面当然是在国际上的威望，另一方面他是应科学院的邀请来的，科学院的院长、副院长对他都是熟知的。所以一旦中国的政治气氛有所松动，华人学者会比较优先前来，像陈省身这样的水准高、影响大且为上层领导熟悉的学者是最早来中国的。从那时起，我印象中陈先生差不多每年都来，而且每次回来都做一些演讲。
问：那时陈先生主要是到中科院来吗？
杨：主要是到中科院，尤其是在 1976 年“文革”结束以前，那时北大和清华还是工宣队、军宣队在领导，迟群和谢静宜是极“左”地跟着“四人帮”跑，没有科学院稍许松动的气氛。
问：所以那时他到南开大学去也没法做什么事。
杨：不能做什么，在南开做事情是比较晚了，而且基本上是陈先生在美国已经退下来以后。美国当时大学教授的退休年龄一般是 70 岁，不像现在没有年龄限制，你只要身体比较好，能教课，就可以不退休。陈先生第一次回来时才 60 岁刚出头，确实显得精神抖擞。
陈先生那时演讲的内容，我记得的都是当时国际上一些比较重要的成就，比如 Atiyah-Singer 指标定理，这是他重点讲的，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工作，像 Gauss-Bonnet 公式的内蕴证明。那时因为这一类的演讲很少，虽说中国已经开始与国际交往，但是说实在的，外宾能来是很不容易的，陈先生来访，数学各个领域的人差不多都去听了，不仅有做微分几何的人，也有做分析、代数、方程和应用数学等的。
问：那时陈先生来，主要的邀请人是不是华罗庚先生？
杨：应该是由华先生出面的。另外陈先生在一次演讲中间提到了丘成桐的名字，并把名字写在黑板上，而且还说“丘”的英文写成“Yau”是广东话的原因。此事我记得很清楚，至于到底是哪一次演讲，我的印象就比较模糊了，因为那时（70 年代）陈先生几乎每年都来，但应该不是最开始的一次，我的印象是大约在 1974 年，丘先生已经有相当突出的工作了。
问：丘先生证明 Calabi 猜想是在哪一年？
杨：那是在 1976 年，比陈先生在演讲中提丘先生名字稍微晚一点，但 1974 年时丘先生已经成了斯坦福大学的终身教授。他拿博士学位是在 1971 年，那时其实陈先生已经对他比较了解，知道他的工作很不错，可是陈先生大概还没有想要在大庭广众下说他水平很高，毕竟陈先生是大数学家，我觉得大约到了 1974 年，虽然丘先生还没有解决 Calabi 猜想，至少从丘先生的潜力来看，陈先生觉得他已经很厉害了，值得在那样的场合提出，引起大家对他的重视。
问：丘先生这段的工作，当时在国内的人可能都不太了解。
杨：对，“文革”期间国内能得到的信息很少。例如国内所有的数学期刊和书籍都不出版了，出版的只有《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你们对那段情况可能还不太了解。
学术期刊恢复
问：但对期刊而言，《数学学报》是不是还在出版？
杨：不是，《数学学报》从 1966 年的 6 月份以后停刊，停到 1972 年。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事件后，有一段是由周总理主持工作，总理明确地认为林彪是“极左”，所以他就要调整一下政策，其中包括在科学上。《中国科学》和《数学学报》从 1973 年开始复刊，《中国科学》最开始是季刊，而且这个季刊是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力学、地理、生物、技术等都包含在里面，其中数学所占的比例较大，在一期的 150～160 页里，数学就常常占两篇文章。而《数学学报》更受“极左”的影响，从 1973 年复刊，每一期 96 页左右，前面大概 40～50 页是两报一刊社论和大批判的文章，都是与数学毫无关系的；后面的数学论文，大约是 5 至 6 篇左右，一年 4 期，共约 20 余篇，后面我还会再谈到。
从 1966 年到 1972 年，中国没有任何的学术杂志，更不用说学术书籍，因此《数学评论》（Math Review）当然就认为中国根本没有数学方面的出版物。1966 年“文革”以来，《数学评论》未对中国发表的论文评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77 年的上半年，其实《数学学报》和《中国科学》已经在 1973 年复刊。可是并不能责怪《数学评论》，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
问：我印象里现在很多重要数学分支的亮点或理论就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产生的。
杨：比如 Atiyah-Singer 定理是在 1964 年，当时代数几何也有了很大发展。
问：对，代数里很多重要的理论也是在 60-70 年代提出的。而我们正好在那时停止了研究和交流，因此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赶起来特别累的一个原因。
杨：是的，这是很重要的原因，像美国和西欧，他们也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比如说 40 年代，学术就会受到影响，因为主要的精力投入到战争中。
问：不过那好像跟我们还是有点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西方数学家也并不是不能做数学。
杨：能做，但教育也受影响了，培养的优异年轻学者不多。而且这个影响会稍微滞后一点，比如那些年轻人的成长，学术环境的产生，所以我觉得差不多要到50年代才又陆续冒出一些优异的年轻学者，他们做出了很好的工作。
当然这只是大致的情况，不包含少数的特例。
问：您和张广厚先生主要的工作后来发表在《数学学报》或《中国科学》上了吗？
杨：是。当时发文章不是你要投稿就能投稿的，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那时科学院算是受限制最少的地方，大学里的限制就更多了。我们的科研工作做完后要交给数学所业务处，由他们决定要不要投稿发表，而且当时不可以把文章拿到国外发表。
问：你们主要的工作是在 60 还是 70 年代做的？
杨：我们 60 年代做研究生期间就发表论文。我是 1962 年从北大毕业，1962-1966 年在科学院做研究生，在研究生期间发表了五篇论文，其中四篇论文发表在《中国科学》上，有些工作在国际上较有影响，三十年后仍有引用。“文革”时研究室撤销了，按照连排编制。后来到 1971 年“913事件”以后，科学院从 1971 年底到 1972 年初开始恢复研究室。但是，那时整个舆论依然是由“四人帮”操纵，也就是说谁做科研工作似乎谁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跟反革命几乎是等同的，随时可被批斗和进“专政队”。
幸好数学是以个人思维与工作为主的，比如当时每天要学毛主席著作，一位数学家可以手上拿一本《毛泽东选集》，而心里想的是一个数学问题，这样他们也没办法。可是搞物理搞化学的，他们需要做实验，而且做实验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做，总要有一组人，比如七八人或者十几人，他们一起走资本主义道路、一起当反革命分子而中间没有人去报告，那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刚粉碎“四人帮”，所谓“树典型”的陈景润或者我和张广厚都是做数学的，因为其他学科不可能这样做，他们的科研工作都全部停掉了。
说到国际交流，刚才也说了，那次陈省身来访还是极个别的，我当然去听了陈先生的演讲，还有其他华人数学家的演讲，如王浩、王宪钟、钟开莱、萧荫堂等。
复分析交流
杨：在我们这个领域，我亲自见到的最早的来访外宾是一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叫 A. C. Offord，做复变函数的，他是 1907 年出生的，属于 Hardy-Littlewood 学派，并且做得很不错。他 1974 年 10 月到中国来访问，作为一个教授，同时担任英中了解协会的主席，相当于我们的对外友协，但在英国他不是作为专门的政治家来做这个事情。他以英中了解协会主席的身份受我国对外友协的邀请访问中国，但他同时是一个数学家，并且已经看到我和张广厚在1973年《中国科学》上发表的文章（我们上一次发表文章还是 60 年代“文革”没有开始的时候）。
问：杨先生您那时才 20 多岁吧？
杨：我是 1939 年 11 月出生，1956-1962 年在北大念本科（当时北大理科是六年制），然后考进科学院数学所做研究生。当时大学的研究生是三年制，科学院的研究生是四年制，我到 1966 年毕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很幸运的，可以在“文革”之前完成整个受教育的过程。但从另一个意义下看也是很不幸的，就是到了 1966 年做好一切准备以后就发生了“文革”，什么工作都不能做，尤其像在科研和教育岗位上。
问：但您可以悄悄地在家里做吗？
杨：不行，因为我住集体宿舍，那时有家的人也搞得很狼狈，比如像吴文俊先生，他是接近关肇直的，而关肇直在数学所是被树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所以关肇直在“文革”期间的日子算是较好过的。但即使吴先生比较少受到批判，他原来是住一个单元——连客厅的五小间房子，“文革”期间就变成两间房子了。同一个单元要住好几家，厨房厕所都是共用。熊庆来先生也是这样，而且熊先生还受批判，说成是敌我矛盾，因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做过大学校长，社会地位比较高，还挂了一些有政治色彩的头衔，这些就暂时不说了。
Offord 本来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他是英中了解协会主席，但他本身是个数学家，而且看到我和张广厚的文章，他就提出到北京来时要访问我和张广厚。就像那时杨振宁来北京提出要见熊庆来的夫人，熊庆来已经去世了。这一类外宾提出来的访问要求很少，上面就比较当回事。
会见 Offord 是在 1974 年 10 月，大概 23 日这一天，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那天天气虽不算很冷，但相当凉了，Offord 也有点觉得凉。我们过去并不认识，别的没什么好谈的，就由我给他介绍我们近期做的研究工作。他虽然是位老先生，还很认真地听。我在黑板讲什么内容，他都很详细地记录下来，而且中间也表示很感叹，他形容我们的工作是“惊人的”（“striking”），因为除我和张广厚以外，还有吴文俊先生和戴新生（戴是从中国台湾到美国念博士学位并在那儿工作，后来因为保钓的问题，他比较向往大陆，70年代就回到国内了。起初在南开大学，可能在南开待得不太舒服，1974 年调到我们这儿来，科学院这边比学校相对宽松一点），人并不多。Offord 说“惊人的”，当时吴先生和戴新生认为英国人通常不像美国人说话那样比较随便，他能这么说应该是真的有点受震撼。
他来中国访问时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教授，那可以说是国际名校，在英国是与剑桥、牛津相提并论的学校，而且是在伦敦地区以 Walter Hayman 教授为首的复变函数讨论班的场所。Offord 说他回到伦敦以后要在 Hayman 的讨论班上报告在北京见到的情况，他回去以后就介绍了我们的工作，从 1974 年 10 月他来访以后，Hayman 就跟我通信联系，中间再过了一年，到 1975 年大约秋天的时候，Hayman 就邀请我到帝国理工学院去访问。可是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我根本去不了。这就是我经历的最早的一次复分析方向的外宾来访，其他没有参加的人都不太清楚，因为范围很小，Offord 的来访是非数学的。
问：在这之前，您跟张广厚是怎么跟国际同行交流的？
杨：那时没有什么国际交流。
问：但您需要看些最新的文献，那么您怎么得到呢？
杨：60 年代我们当研究生时，数学所的图书馆是比较不错的。1966 年 6 月，从广播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开始，“文革”期间有相当一部分杂志就停订了，但最重要的杂志还继续在订。1966-1971 年国外出版的一些重要的书籍，我们差不多都没有进口，我们的业务在这段时间基本上也停止了。以后数学所的图书馆曾增补了一部分书籍和杂志。
问：那时候从国外买来的杂志是原版进口的还是影印的？
杨：基本上都是影印的，那时根本不管国外的版权，闭关锁国，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完全不讲章法。一本国外的期刊出版以后，是先到四川的一个情报研究所，这可能就需要将近半年的时间，因为不是空运，而是海运，然后情报研究所把它影印出来，再分发到各地。
美国数学代表团的访问
杨：下面谈谈比较大的事情，就是美国数学代表团的来访。
美国数学代表团是 1976 年 5 月来访的，“文革”还没有结束。美国数学会做事非常认真，中国科学院外事局事先也跟我们说他们来之前要做准备工作，外事局的领导告诉我们这次人家来是很认真的，是来摸底的，看看我们发展到什么程度，因为外国人通过媒体根本得不到任何中国有用的信息。而他们派数学的人来摸底，也是经过中国允许的，因为当时中美对峙得很厉害，而数学离实际较远。中国要摆出一副样子来，说我们不仅革命搞得很好，其他各项工作也做得很好，所以准备了 60 多个报告，数学所占的份额不少，至少十几到二十个，高校也有一些，还有厂矿的比如推广优选法的。
美国人很认真，派了十个人来，中间有九位数学家，一位随行工作人员，其中纯粹和应用的数学家各占一半，身份也是比较高的，就像 Saunders Mac Lane，他岁数比较大，是团长；还有做单群分类很有名的 Walter Feit，普林斯顿大学的 Joseph J. Kohn，伍鸿熙；应用数学也有几位身份很高的，代表团的正式名字是美国纯粹与应用数学代表团。他们在中国待了大概三个多星期，回去也做了认真的讨论和小结，最后把那次对中国访问的情况写了一本报告，这本报告印成了一本 100 多页的书，给我们寄过来，而中间最重要、最实质性的，涉及数学交流的内容，大约有五页左右，1977 年在期刊《美国数学会通讯》（The Notices of AMS）发表了，我们《数学与人文》丛书翻译的就是这个五页的报告【编注：见《数学与人文》第 8 辑《数学与求学》译文：中国的一次数学访问（1976 年 5 月）】。
问：一百多页的报告还能找到吗？
杨：当时有三本，收到以后就放在研究室，大家轮流传着看，过了几个月就不知道在哪儿了。不过最主要的内容就在五页的文章里。其中，无论在报告的当时还是后来，他们对 Nevanlinna 理论——就是我做的那个报告，反应是十分强烈的，伍鸿熙比较了解这方面的内容，他自己对这方面也有一些接触。按国外的习俗，当时他们九个人签名并要我也签名写了一张明信片寄给哈佛大学的 Lars Ahlfors 教授——复分析的权威，说他们在中国听到了很优秀的复分析的研究工作。
问：除了复分析，还有哪些比较好的工作？
杨：有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的工作，和我们的工作是两个评价最高的。在书面的五页报告里，将这两个工作相提并论。
除了这两项工作以外，报告对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就是高维数值积分近似计算的数论方法）也有好评。关于其他应用的方面，报告也做了些介绍，虽然那几位搞应用的数学家实际上对中国在应用方面的工作和科研的方针还是有点看法的。
以上是“文革”期间数学对外交流中发生的比较大的事。美国数学代表团是 1976 年 5 月来访的，由于有比较好的影响，同年 7 月中国科学院关于我和张广厚的工作出了一期内部简报，但这个简报在当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因为简报出了不久就是唐山大地震，然后毛主席去世，再后来就是粉碎“四人帮”，所以其他事情都顾不上了。
另外，我留下比较深印象的就是著名数学家 André Weil 来访问，我记得时间应该是 1976 年 10 月上旬，粉碎“四人帮”是 10 月 6 日，Weil 到数学所来大概是 10 月 3 日左右。Weil 的水平很高，十分有经验，同时他很实在，明确地指出我们要对理论工作给予重视。另外，接待 Weil 时陈景润的表现也给我较深的印象。陈景润在“文革”时期 1973-1974 年已经第一次被宣传了，当时新华社记者顾迈南写的一份内参被江青看到，她知道陈的身体不好，所以转给毛主席看说要救救陈景润，实际上那时陈景润并没有到病危的程度，尽管陈景润身体很不好，不过对于江青批示的这句话下面的人就很重视，陈景润 1975 年成为全国人大代表。Weil 教授来的时候，本来按理应该是华老出面接待，但华老那时常常在外推广优选法，根本不在北京，于是数学所就请了北大的段学复教授接待 Weil，陈景润也是一个重要的人，我们也受到重视，参与接待，因为5月来访的美国代表团对我们的工作非常重视。
粉碎“四人帮”以后
杨：下面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事情。“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绝对是错误的，尤其对于像上海的苏步青和杭州的陈建功这些著名学者。苏老的日子很糟糕，被批得比华老还厉害得多，因为在中国科学院的都是年龄稍大的人，造反行为尚不十分过火，但大学里那些一二年级学生把教授批斗得简直猪狗不如。
问：那时谷超豪先生是什么状况？
杨：谷超豪先生在“文革”之初，也受到冲击。他转得较快，同时由于他是地下党，得到了造反派的宽容。那时上海是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掌控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类似北京“梁效”的大批判组，复旦大学有几位老师与谷先生受到这个大批判组相当的影响。我 1977 年春天到复旦时，苏老由于“文革”期间受到非人的对待，因此对谷先生意见很大，在小范围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批评。不过，谷先生毕竟是苏老的得意弟子，很快苏老就改变了态度。谷先生与大批判组在“文革”中曾和陆启铿先生有瓜葛，听说是整了陆的材料。陆先生对此意见很大，一直耿耿于怀。
自从 Offord 到北京访问以后，Hayman 教授也一直想来北京。他 30 岁时就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是 Hardy-Littlewood 学派的传人，功底相当好。虽然他有来中国访问的愿望，可是在“四人帮”掌控时期，他邀请我去英国访问我不可能成行，他要来访也根本不可能。到了 1977 年，“四人帮”被粉碎了半年多以后，他正好要到香港去，因为香港当时是按照英国的制度，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请几位外面的专家来评议科研水平和办学效果如何，Hayman 去香港就是担任这种评议委员。他到了香港当然就很希望到大陆访问，但我们这里还是迟迟没批，最后他就提出自费来。于是 1977 年 6 月他来北京访问了几天，名义上是他自费的，到了北京以后，大概因为我和张广厚的工作比较出色，而且当时这样的外宾也非常难得，所以他在北京就由科学院招待，而香港到北京的旅费由他自理。
问：那时招待要用自己的钱吗？可否用科研经费支付？
杨：不，那时就是数学所招待的，而且事先要向科学院请示获得批准。差不多到 1979-1980 年，包括投文章，我们都要先将文章交给所里，不能自己寄出去，否则是违反规定的。
从 1973 年开始，我们几乎每年都在《中国科学》上有文章，有时在《数学学报》上也有，因此 Hayman 教授对我们的工作已经比较了解，他来访时，我们还报告了一些我们没有发表的文章，他当然对这些工作都非常称赞。最后有两个结果：第一个是他继续邀请我和张广厚到欧洲去访问，告诉我们这两年在西欧有哪些跟复变函数论有关的学术会议，问我们能不能去参加，以及到他们学校访问；第二个是他知道《数学评论》没有我们 1973 年以来好几篇文章的评论（过去 60 年代都是有的），他回去以后就给《数学评论》写了一封信，而且把信复印给我了，可是我的东西太乱了，已经找不到了，那是一封很长的信，主要的意思是《数学评论》现在为什么不评论中国的文章，中国在复分析方面有非常好的文章。实际上，关键问题并不能怪《数学评论》，因为 1966-1972 年中国没有任何学术期刊，一篇数学文章都没有，1973 年复刊人家可能并不知道，文章也不多。但 Hayman 写信后就马上恢复评论了。
问：1966 年以前的文章都有评论吗？
杨：是的，而且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国数学会用机器（计算机）翻译的办法把每一期《数学学报》都翻译成英文出版，我 1964 年在《数学学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我看了他们的翻译，虽然稍微有点生硬，但基本上没问题，比如完全不懂中文的外国人也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说实在的，那时《数学学报》的文章应该算是不错的，说不定比现在《数学学报》上的文章质量还好。
问：那时《数学学报》上的文章应该算是代表我们国家最高水平的数学文章了。
杨：对。那时候像陆启铿、王元等的文章主要在《数学学报》上发表，我算是个例外，因为熊老的资格很老，权威性很强，而且三次到法国，在法国住了十六七年，在他的概念中，觉得用中文发表文章不方便交流，所以让我们主要用法文写，他来修改，以他推荐的名义送到所业务处。因为我们做的这个方面，长期是法国很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的数学还不十分先进，后来德国排犹，一大批高水平的犹太学者到了美国，再加上包括欧洲、中国、印度等一批很出色的学者到了美国，他们的数学才强大起来。
首次出访欧洲
杨：1978 年 4 月初，我和张广厚去欧洲访问。1978 年 3 月下旬刚开完全国科学大会，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所以我们出去的时间确实还比较早。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大概是 4 月 4 日或 6 日从北京出发的。1977 年 Hayman 来访问时，他希望我们出去参加一些会议，其中一个规模比较大而且比较重要的会议在瑞士举行。我们这次出去是我国从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科研人员第一次以学者个人的名义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中国科协有记载。有一位叫张泽的院士，他原来是物理所的研究员，当周光召在科协任主席的时候，张一度被调到科协当书记处书记，负责国际交流的工作，他说根据科协档案的记载，我们是自 1966 年后第一次以个人身份去进行学术交流的，不单是数学，而且是所有学科中的第一次。
问：那次您是和张广厚两人一起去的吧？
杨：是的，还去了一位翻译朱世学（也是数学所的），作为翻译并照顾我们。Hayman 从中国回去以后，接着就跟欧洲的会议联系，给我们发来邀请，我们收到邀请当然就要上报。上报以后，科学院的外事局就打了一个报告上去，科学院的这个报告首先要经过院长，当时是方毅，他那时已经是政治局委员了，他批了一段话支持我们出访，意思是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做得很不错，出去可以发挥我们的影响；后面是科学院国际合作局的报告，这个文件要把当时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名字列上，每一位政治局委员都要看这个文件。你们现在也许很难想象，我们当时也没想到会这样，所以你就能想象到没有粉碎“四人帮”时 Hayman 想让我去访问，尽管我把他的来信报告给科学院了，但当时根本不可能得到批准。在这个文件上，我发现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名字，除了有极个别可能不在北京没画圈的，其他的人都圈阅了。外事局在1978年1月20日左右把我叫到院部去看这个文件，让我们准备出国。
问：这文件还在吗？
杨：我不知道科学院有没有保留，因为很多年了，而且科学院办公的地方也重新装修过几次。
1978 年到瑞士和英国是我们第一次外出访问，在这之前，我和张广厚连飞机都没坐过，我们在数学所当了四年研究生，从 1966 年名义上转成工作人员，到 1978 年也 12 年了，可是在这期间都没有学术交流，国内的学术会议也完全没有，当时数学所没有什么出差的任务，而且那时即使国内出差也不坐飞机。这期间，我记得的唯一一次出差是 1977 年春天和几位学者去调研，我在上海见到苏老，赴沪前还去了南京。
下面谈谈在瑞士和英国的访问。苏黎世的国际函数论会议是个规模很大的会议，大概有 100 多位学者参加，那个会议名义上是为瑞士联邦高工里一个搞分析的老教授举办的，他叫 A. Pflüger，我印象中他是 70 岁，在这个会后就退休了。Pflüger 是个很好的人，学术水平也很不错。在那个会上，有一些复分析领域很权威的学者：R. Nevanlinna 来了，那时他已经八十二三岁了，虽然已经白发苍苍，但身体还相当好；还有他的学生 L. Ahlfors，他在国际上很有地位，是哈佛的讲席教授，也是首届菲尔兹奖得主；Hayman 当然也来了；另外，瑞士联邦高工那时的系主任 Huber 也是搞复分析、函数论的，水平也很不错；还有其他西欧做函数论的学者，比如后来做国际数学联盟秘书长的 O. Lehto，长期在赫尔辛基大学担任数学系主任和学校里的院长；英国除了 Hayman 以外，还有一些学者；离瑞士较近的德国也去了较多学者，我们比较熟悉的有 G. Frank，E. Mues；还有意大利的 E. Bombieri，他那时已经拿到菲尔兹奖，但还没有到美国去；美国的学者有密歇根大学的 F. Gehring。中国有我和张广厚两人，而且刚开始参加会议的时候，会议上很多人都没想到会有两个中国人，有人误认为我们是日本人。
问：有没有海外的华人参加？
杨：没有。在我们的研究领域，当时海外并没有很强的华人学者。在这个会上跟这些学者接触，我们开阔了眼界。我和张广厚还约了 Nevanlinna，Ahlfors 和 Hayman 一起到外面去吃了顿饭。另外，我们跟 Bombieri，前面提到的两位德国学者和瑞士的同行都有一些交流。我和张广厚做了演讲，反应都很好。有一位新华社驻瑞士的记者陆明珠也和我们一起去苏黎世访问，做了报道，她平时在瑞士首都伯尔尼。
那时从中国去瑞士没有直达的航班，我们先到布加勒斯特，在那里的使馆住了一天，到瑞士后离开会还有四五天，在开会之前我们先被接到伯尔尼，住在使馆里最好的两个客房。使馆也没有碰到过这样的访问，同时我们在 1977 年 2 月已经被《人民日报》、新华社比较郑重地报道过，所以使馆十分重视，大使还召集了两位参赞与其他领导，和我们开了两三次会。这实际上是很不正常的状况，本来这种事应该司空见惯，不应该这么紧张的，但他们好像还考虑了各种各样的可能；同时他们也没经历过，怕出事情，他们的警惕性比我们高，比如知道国内外待遇的差距大，他们要把各种情况都照应好了。因此我们这次出去似乎看成跟他们外交人员一样，必须要二人同行。
无论如何，苏黎世之行对我们来说是开阔了眼界，而且效果比较好，记者也发了一些报道，那时在内地和香港的报纸都登了我们的消息。1979 年，Lehto 率领芬兰教育代表团访华时，就特地要会见我和张广厚。
苏黎世的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又回到大使馆，然后又去了瑞士的其他几个城市和日内瓦，每个城市都待了一两天，访问了当地的大学，接着就从日内瓦直接乘飞机去伦敦。在瑞士访问了两周，因为 Hayman 教授的邀请，我们到伦敦顺访一周。在伦敦时也是一切都搞得很正式，比如到伦敦机场，是中国驻英国代办去接我们，送到驻英使馆一个专门给学者提供的住地。在帝国理工学院访问的一周期间，Hayman 安排我们去剑桥大学访问了一天，又到伦敦东南一个叫坎特伯雷（Cantbury）的城市访问了一天。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出国访问，访问结束后不久，当年5月正好国内的函数论会议在上海举行，那算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次函数论的学术会议。
问：“文革”结束后国内数学哪个方向最早举行学术会议？
杨：我不记得了，但函数论应该算是比较早的。我们刚从英国回来不久，在北京待了十几天就又到上海去，我们在这个函数论会议以及上海科协的会堂报告了那次出访的经过，苏老都来听了，苏老的资格是很老的，但经过十年“文革”，他了解的主要是过去日本的情形，所以看起来他也对我们的报告感到新鲜。
至于您刚才问“文革”结束后国内数学哪个方向最早举行学术会议？我估计函数论会议是很早的，因为中国数学会在“文革”结束后恢复活动的第一次会议是 1978 年 11 月在成都举行的代表大会，而上海的函数论会议比这还要早半年。
我下一个涉及外事的重要活动是 L. Bers 来访。Bers 是一个有相当影响的数学家，在复分析领域除了 Ahlfors 外，可以说他是比较权威的学者。此外，他对美国数学界有比较大的影响。他访华的时间是 1979 年 5 月，是陈省身先生介绍的，因为 Bers 在美国数学界是很有权威和影响的人，大概陈先生了解他的访华意愿，同时也希望促成这个事情。Bers 访华首先是在科学院数学所，可是那时对来访的外宾，即使他做一系列演讲或地位很高，也不给他们任何报酬。不过当时的外宾数量很少，在北京访问结束后，我们一般都安排他们到其他地方去，一方面做点交流，另一方面是安排他们适当游览一下。Bers 来北京后，他就想约人陪他到外地去看一看，最好就是要专业相同的，英语也能应付，没有什么合适的人，所里只好把这个差事派给我。因此 Bers 在北京待了十几天以后，我就陪他到西安，然后到上海、杭州，再到广州，每个地方都待两三天，最后他就在广州出境，从香港回美国了，那时北京、上海还没有直达美国的航班，香港是有的。我就这么陪 Bers 夫妇在国内走了一趟。
Bers 访问后不久，陈先生又介绍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多复变函数论学者 B. Schiffman 教授来访。这前后有不少其他的学者来访，例如著名教授 L. Nirenberg（柯朗研究所），E. M. Stein（普林斯顿大学）等。
第一次赴美访问
杨：1979 年 10 月初，我和张广厚应邀到美国访问了一学年，先是到康奈尔大学访问一学期，然后到普渡大学访问一学期，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学校都有函数论方面做得很好的学者。
在康奈尔大学，有一位叫 W. H. J. Fuchs 的犹太裔教授，他原来是德国人，1914 年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未等到希特勒排犹就随全家迁往了英国，我不清楚他是在剑桥还是牛津受的教育，但他是受到 Hardy-Littlewood 学派影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他就去了美国，而且长期在康奈尔大学。他为人非常好，有中国情结，还会说一点中文，因为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在 20 世纪 20 年代曾经在中国待过，而且认为那时的北京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城市，曾打算全家搬到北京，就是这个原因他学了一点中文。
Fuchs 教授希望到中国来访问，而且很早之前就表达过这个愿望，那是在 1977 年秋天。当时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一个规模很大、历时一个月的学术规划会议，各个学科都派了许多学者参加，总共大概有一千多人，数学方面有五六十人，其中数学所有七八位，其他都是外地院校的，像苏老、柯召、李国平、吴大任、谷超豪、夏道行等都来了，所有人都住在友谊宾馆。开始的全体大会在友谊宾馆的大礼堂召开，而且很正规，有主席团，其中有三位数学家：华老、苏老和我，当然这个会议主要是中国科学院在里面起作用。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先生知道 Fuchs 是复分析的专家，所以他在主席台上见到我说，王宪钟对他说一位康奈尔的同事（就是 Fuchs）想到中国来访问，可能还有一些文字的材料交给了他，因此我知道 Fuchs 很早就想来中国；另一方面，这也可以看出当时要来访问是多困难的事情，连吴有训这样身份的学者都不能决定，虽然那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但国际交流还在慢慢恢复的过程中。
不过后来反而是我和张广厚应 Fuchs 的邀请先去美国访问，而他是过了一年以后，即 1980 年的夏天，才到中国访问。他来访问时也有点像刚才我说的 Bers 那样，北京访问结束后去各地访问并游览。当时浙大与科学院有一定的隶属关系，所以我们当然就介绍 Fuchs 到浙大访问。Fuchs 在杭州时，路上偶遇林芳华，对其复变函数方面的知识很欣赏，想收他做研究生。那时郭竹瑞先生很积极，希望把浙大数学系办好，他觉得励建书学得不错，就把励建书介绍给 Fuchs。于是阴差阳错，励建书通过 Fuchs 被推荐到康奈尔大学了。后来，林芳华到明尼苏达大学攻读，而励建书的导师回以色列工作，励就转到耶鲁大学了。值得庆幸的是后来两位都成了十分成功的学者。
这时候，Hayman教授又来华访问，并做了系列演讲。
我和张广厚实际上在康奈尔待了不到一个学期。我们离开北京已经是 1979 年 10 月 6 日，那时去美国没有直达航班，得先飞到巴黎，中间又在巴基斯坦和阿联酋停留，在巴黎休息了两天，到纽约是 10 日左右，当时纽约下了相当大的雪，我们住在纽约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处。因为半年前我们接待过 Bers，所以在纽约期间他带我们去逛博物馆，并且为了尽地主之谊，把我们接到他家里住了一晚。因此我们到康奈尔已经是 10 月中旬了，在那儿一直待到 12 月圣诞节前夕，差不多两个半月的时间，主要的东道主就是 Fuchs，他非常友好，给我们很多照应。尽管他水平很高，不过那时年纪已经比较大了，我们在康奈尔主要还是自己做一些研究工作。在康奈尔的一学期里，有不少学术活动。例如，那里的教授很关注丘先生的研究工作，并想聘请他，为此曾邀他来做学术演讲。
在康奈尔停留期间，我们去了纽约州的雪城（Syracuse）大学，它在美国也算是资格比较老的大学，那里有位函数论做得很不错的学者 A. Edrei，跟 Fuchs 有很多的合作论文；此外，我还到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去访问和演讲。其中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活动是 Bers 邀请与主持的，那次演讲比较成功，结束以后他们就约我吃饭，这在美国都是自愿参加，除了演讲人的费用由系里付，其他人都是自己付餐费，那次有二十个人参加聚餐，一方面是因为 Bers 比较有影响力，另一方面是他们对演讲的内容相当感兴趣。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活动则是由 J. J. Kohn 教授邀请与主持的。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演讲的时候，周炜良也来了，他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尽管那时已经退休了，他知道我去演讲，还是特意来听了，还跟我聊天。他在国外生活了很久，从 1949 年到那时已经三十年了，而且 1949 年以前他在欧洲也长期待过，可是他的扬州口音还相当浓重。他说对我讲的那些还比较熟悉，因为抗战期间他在云南大学做过庄圻泰先生的助教，那时庄先生就讲一点 Nevanlinna 理论的基础内容。周先生对人非常友好，他的学术成就非常高，但没有什么架子。
我们结束在康奈尔的访问以后，1980 年初到普渡大学。那儿有两个比较年轻的学者，跟我的岁数相差不多，做得很不错，其中一位就是 Fuchs 带出来的学生，叫 David Drasin，是位犹太裔的学者，很年轻，已在普渡大学做了几年的正教授。另一位教授是 A. Weitsman。他们为我们的访问向美国科学基金会申请了经费，办了一个大型国际会议，有一百余位各国的学者前来参加，我在会上做了演讲。许多参会者是刚在德国的会议上见到的学者，我们感到十分亲切。我印象很深的是 Drasin 主持我的演讲时，除了盛赞我们的研究工作外，特别推荐了发表我们论文的期刊《中国科学》，大意是它很价廉物美。
在普渡大学期间，我们到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位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访问和演讲。在密歇根大学有复分析的著名学者 Gehring 和 P. Duren，在威斯康星大学有两位同行 S. Hellerstein 与 D. Shea 教授，还有分析方面的大家 W. Rudin 教授，在华盛顿大学则有十分优秀的青年学者 A. Baernstein II 教授，还有调和分析方面的大家 Weiss 教授。
虽然那次，我们未去伊利诺伊大学，但我们在普渡大学的国际会议上与该校学者有很多交流。以后，我还多次去伊利诺伊大学开会和访问，因为那里有 S. Bank，J. Miles，L. Rubel 和 J. M. Wu 等优秀的复分析学者。
我们在普渡大学一直待到5月学校放假才离开，途经加州、香港回国。途中我在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都做了演讲。
德国之行与上沃尔法（Oberwolfach）会议
杨：在普渡大学期间，我还去了德国访问。因为 1978 年我在瑞士的会议上认识了一些函数论的德国专家，其中有一位是 Frank，他负责主持 1980 年 2 月在上沃尔法的函数论会议，于是他邀请我参会和做演讲。会议付给我的钱基本上够来回旅费，但他为了让我的经费更充裕一点，同时也觉得我应该去跟德国的函数论学者交流，因此他又介绍我到六所大学访问，其中包括他所在的多特蒙德大学，我在每个学校待两天左右。每次演讲他们都付我一笔演讲费，这就使得我的经费相当充裕，同时让我更了解德国同行的情况。
我的行程是这样的：普渡大学离芝加哥不太远，开车的话三个小时左右就到，然后从芝加哥的机场起飞，八九个小时就到法兰克福，从法兰克福机场坐火车沿着莱茵河往法国边境的方向走，就到了亚琛工业大学——路甬祥院长的母校，这是我到的第一所德国大学。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是从法兰克福到亚琛中间要在科隆（离波恩较近的城市）换一次火车，当火车沿法兰克福到科隆这一段行驶的时候，往车窗外看，一边是莱茵河，一边是群山，风景非常优美，这是我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过的，虽然在芝加哥到德国的飞机上一夜没有休息好，但窗外的美景让我眼前一亮。
到亚琛时已是中午了，来接我的是数学系主任，他就拿着施普林格（Springer）的著名数学丛书 Lecture Notes in Mathematics 的一本作为接头的标志，不过他更容易认出我，因为我是中国人。他中午接我到旅馆后，接着就陪我到学校参观。我演讲定在下午六点开始，但实际上德国的演讲都比规定时间晚一刻钟，所以到六点一刻才开始演讲，讲到七点一刻，然后吃完饭时差不多九点，再进行派对，回到旅馆都十二点多了，不过那时我还年轻，精神很好，虽然前一夜乘飞机时基本上没有睡。
前面提到，这次德国之行主要是参加上沃尔法会议的。上沃尔法是在德国南部的黑森林地区，那里形成了每个礼拜开一次会的制度，所有参会的人周末到达，从星期一开始到星期五结束，散会后接连又是下一个会，每年除了像圣诞这些重大节日外，一年大概开 40 多个会。每个会的规模差不多就是 50 人上下，因为他们的硬件设施只能容纳这么多人。他们有两栋楼，一栋是供吃饭与住宿用的，一栋是图书馆和会场，条件还是很不错的，周围的风景与环境也很好，而且这形成了制度。也许我是国内第一个去上沃尔法的人，时间是 1980 年 2 月，至少那时国内的人好像还不太清楚上沃尔法。
我在上沃尔法跟一些学者交流了一个星期，比如跟之前就认识的 Hayman 教授。我在 1979 年曾与他合作过，因为他在整理 Littlewood 遗物时发现了一个笔记本里有一个猜想，是 Littlewood 在 1930 年左右提出的，到那时已经差不多半个世纪了，还没被解决。Hayman 写信向我提了这个问题，我看到后就觉得能做一个正面的答案，做了几天就把证明寄给了他。他看了以后认为这个正面答案实际上在附加了一个很弱的条件后就能说明 Littlewood 的猜想成立，但他不知道这个条件是否必要，于是他设法举了一个反例确定没有这个条件是不行的。举出这个反例十分费事，也是很见功夫的，他的功底很深，我们那次合作的文章发表在 1982 年的《伦敦数学会学报》（Proceedings of London Mathematical Society）上。同一年我自己也有一篇文章在《伦敦数学会期刊》（Journal of London Mathematical Society）上发表。
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地方是在德国访问的最后一站——吉森（Gießen）大学，在法兰克福北边大概一百公里左右的一个城市，那个大学很古老。那时他们的数学系主任叫 D. Gaier，也是搞复变函数论的，做得很不错，而且为人很好，他终身未婚，把一生都贡献给了数学。那时他将近 50 岁，现在已经去世了。他觉得吉森大学最好的是数学系的图书馆，收藏很丰富，有中国 1949 年以前的《数学学报》（当时是苏老任主编），我印象中那时我们数学所图书馆都没有老的《数学学报》，但我知道熊老家里是有的，因为他曾当过编委。
在吉森大学访问后，Gaier 邀请我乘他的车去上沃尔法开会，他说他大概每五年左右就要换一辆车，这当然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我在国内已经算是待遇比较高的了，那时每月拿 100 多元工资（原来科学院研究生毕业生的工资是 69.5 元，比本科毕业生要高两级，因为我们是四年制的，在当时也已经算不错了；粉碎“四人帮”后，1977 年 10 月开始有所谓的津贴，那时津贴的范围很小，陈景润、张广厚和我每月有 50 元的津贴），但我们从来没想到拥有私人汽车。以前在美国康奈尔访问时，我们租了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的房子，他自己住一楼，把二楼租给张广厚和我。他跟我聊天时说过去他遇到一个波兰人，波兰人告诉他说要节约生活五年才能买一辆轿车，他的意思是波兰人的日子真不好过，我们非常感慨，其实那时我心里想我们节约生活五年也远远买不到轿车。刚开始到美国时，我们连洗衣机也不会用。不过，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比如学校里的教授，也许只要节省一年的生活费就能买一辆普通的小轿车。
这次德国之行，还有两件事情可以讲一下。在我去德国之前，我就问 Fuchs 教授从德国回美国的签证有没有问题，Fuchs 也帮我问了，并且有关方面也回信说不会有问题，但当我在法兰克福申请回美签证时就遇到困难了。因为当时西方对共产党非常敏感，他们觉得我能单独出来旅行必定有政治背景，我那时还年轻，就约见美国驻德国法兰克福的总领事，谈了较久，并和他辩论起来，但是没有作用。最后费了很大的劲，Fuchs 通过美国国会议员的帮助才将事情解决。
另外一件事是，在西柏林访问时，当地函数论的教授周末请我去东柏林游览，我们事前不知道持中国护照到东柏林要不要签证，到了边防后，他们也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当时我拿的是公务护照，所以签证官打电话请示，结果我不仅能过去，而且还有优待，因为他们把中国放在同一个阵营里，西德的人那时规定必须要按 1:1 的汇率换一定数量的马克，其实当时东德的马克不值钱，西德人最后离境时一般会把换来的东德马克再捐献给东德，而我拿着中国的公务护照则不需要兑换这笔钱。在那里，印象很深的是柏林墙，我从西侧可在很近距离内仔细地观察，而在东侧则要隔相当的距离了。
我在德国跟当地数学家聊天的时候，他们说想加强跟中国数学家的联系，希望授予一位中国数学家名誉博士，问我授给谁最合适，我说当然是华老了。
我们第一次去瑞士以及后来去美国，每次出国之前，钱三强副院长都找我们谈一次话，我们回来以后都要向他汇报。当时钱先生是主管数理方面的副院长，我们汇报的内容一方面是国外的科研教育体制，另一方面是我们专业的工作情况。因为毕竟在美国待了一个学年，所以我们把美国一些优秀之处看得很清楚，不仅是我们，后来王元院士他们去国外访问后也看到这些优点：首先是国外科研机构的非行政化，他们数学系是教授，尤其是水平、威望比较高的大牌教授起主要作用，秘书等行政人员只起辅助的作用，且人数很少，而当时国内科研单位的领导几乎都是行政人员和老干部，而且行政人员的比例很大；其次是国外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有些大学数学系会邀请学者去访问，每个大学都有比较多的学术演讲和活动，凡是交通比较方便或很有名望的大学差不多每天都有学术演讲，而那时的中国几乎没有这些活动；还有一个是不能近亲繁殖、在一个学校拿到博士学位后不能即刻留在该校的制度。这些我们都向钱三强报告了，钱先生听了我们的体会后十分赞同，并要求我们向全院做报告，其实他应该也了解国外的情况。实际上，当时我们看到的问题有不少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
我国加入国际数学联盟
问：可否讲讲中国加入国际数学联盟（IMU）的事情。
杨：我记得最早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们跟国际数学联盟的秘书长老 Lions 通信，其中按照科协的原则讲到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支持在台湾举行重要的国际会议，Lions 回信说他们不仅不会支持在台湾举行国际数学会议，而且设想在 20 世纪末之前应该在北京举行一次国际数学家大会。
1982 年时，中国数学会副秘书长是王寿仁，我是常务理事，国际数学联盟约我们参加在华沙举行的各国代表会议（General Assembly），但那一年没能在华沙举行国际数学家大会。实际上我们到华沙并不能正式参加各国代表会议，因为中国还不是国际数学联盟的成员，我们利用会议以外的机会跟他们谈谈中国加入国际数学联盟的问题，跟国际数学联盟的主席和秘书长做了一些联络，各自阐明了观点。
1983 年我去瑞典 Mittag-Leffler 研究所访问，当时的所长是 L. Carleson，他是很有影响、有威望的数学家，那时他也请 F. Hirzebruch 到 Mittag-Leffler 研究所访问，Hirzebruch 那时是国际数学联盟的主席，我跟他谈了关于中国加入的问题。另外，赫尔辛基大学的 Lehto 那时是国际数学联盟的秘书长，因此我又趁他邀我去赫尔辛基大学演讲时跟他具体地谈，但有关的条件没完全谈好。
我在 Mittag-Leffler 研究所访问了两个月，跟 Carleson 比较熟悉，他过去曾是国际数学联盟的主席，对我们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他认为一些政治问题有时是会随时间而改变的，比如芬兰曾经是瑞典的一部分，但现在是两个独立的国家，所以他觉得国际数学联盟最好不要牵涉政治问题。那时台湾地区已经是它的成员（member），如果我们要把台湾驱逐出去，他们当然会感到为难。后来我国外交部稍微往后退了一点，不驱逐台湾也行，但需要修改会章，因为会章原来假定一个成员就是一个国家，必须要改成“国家或地区”，不过国际数学联盟说这样需要修改的地方太多，他们还是表示为难。为了这个问题，我们一直讨论，后来由于很多方面都在做工作，我觉得让国际数学联盟感到有压力的是当时中国大部分学科都加入了相应的国际组织，最后发现只有数学和地理两个学科的问题没有解决，上一级组织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ICSU）对其有压力，因此国际数学联盟也要后退了。
1986 年，当时吴文俊是中国数学会的理事长，我是秘书长，科协就找我说国际数学联盟后退了。于是吴先生和我作为观察员去参加在伯克利附近的奥克兰举行的各国代表会议，在会上提出了中国加入国际数学联盟的问题，当然之前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讨。最后决定中国的大陆和台湾作为一个成员，统一用中国的这个名义加入，中国下面分两部分：中国数学会和位于台北的数学会，我们是接受这样的说法的。而那时台湾的数学会会长是赖汉卿，他为人比较实在，在会上没有反对。
国际数学联盟给了中国最高的 5 票表决权，这个表决权其实是没有很大意义的，主要就是决定每届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哪儿开，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而我们和台湾作为一个成员，分配表决权的办法只能是两种：一种是我们 4 票他们 1 票，一种是我们 3 票他们 2 票，我想既然台湾代表在会上表现得较好，我们也应该把姿态放高一点，我就主动提出我们 3 票他们 2 票的方案，他们当然接受了。实际上这个表决权决定不了什么。
问：那么后来香港是怎么处理的？还有澳门呢？
杨：香港原来就是国际数学联盟的成员，是单独参加的。原来也有点含糊，实际上是以地区的名义加入，他们有 1 票表决权。澳门当时没有加入。
开放初期的学术活动
杨：下面谈谈陈省身和丘成桐先生的几件事情。
正如之前说的，丘先生因年轻，来访实际上并不算很早，他最早于 1979 年夏天到科学院数学所访问，是华老邀请的。因为丘先生 1976 年解决了 Calabi 猜想，1978 年被邀请在赫尔辛基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一小时演讲，所以华老马上就邀请他来中国。他那次做了比较长时间的讲学，我也去听了。
1980 年，丘先生应邀来参加第一次的双微（微分几何、微分方程）会议，那是由陈省身先生主持的，在北京举行。据说陈先生之所以要举办双微会议，是因为物理界由杨振宁和李政道发起了 1979 年在广东从化举行的会议，非常成功，而且规格也很高，详细的情况在陆启铿先生的文章里已经提到。1979 年时丘先生是一个人来的，而 1980 年双微会议时，他和夫人一起来，他夫人那时已经怀了第一个孩子，而且反应比较重。
在这里我们要提到在粉碎“四人帮”后陈先生主持的几次重大的活动。一个是双微会议，这又要提到苏老了，苏老是不太赞成双微会议的，因为他觉得双微会议没有把他与国内学者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中国数学会 1978 年 11 月底到 12 月初在成都召开代表大会，会上选举了理事会，但因为时间关系，没有选举常务理事会和正、副理事长，所以就定了 1979 年 3 月在杭州举行理事会议，选举常务理事会和理事长、副理事长，结果还是华老担任理事长，苏老、江泽涵、吴大任、柯召、齐民友担任副理事长。齐民友教授当选的重要原因是他从 1958 年到“文革”期间一直受到批判，那时武汉大学搞得很“左”，上面湖北省委也很“左”，齐民友被批得很厉害，在《人民日报》上作为重点批判对象，得到大家的同情。
在杭州召开理事会议期间，苏老和我被浙大邀请去做演讲，苏老就在浙大演讲时公开表示了他对双微会议的一些看法，他觉得请外国人来讲，我们在下面听不太好，为什么不讲讲我们擅长的研究方向，虽然他的看法并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但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数学停顿了十年以上的现实问题，陈先生搞的双微会议还是能起到积极作用的。不过对于苏老而言，他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因为他长期在国内权威学者的位置上。
陈先生倡导的另一个重要活动是暑期学校。第一届是 1984 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当时请了四位主讲人：伍鸿熙、肖荫堂、项武义和莫宗坚。以后每年由一所重点大学负责举办暑期学校，讲授的老师有国内外的学者，这就使研究生可以打下较好的数学基础。
还有一个是陈先生的项目，这个项目是从 1983 年开始，由一批美国的数学家到中国来找一些好的学生。因为中国的教育和科学研究在“文革”期间停顿了多年，从 1977-1978 年开始恢复高考，1982 年左右有了好的毕业生，但是他们对出国深造的渠道不怎么清楚，国外也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所以就由几位美国的数学家负责到北京来面试一些学生，帮助他们到美国的大学去申请读博士学位。这些学生有的能在美国找到资助，有的就由中国教育部给予资助。1983 年开始是由 Griffith 负责，后来丘先生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觉得这个事情应该由华人学者自己来管，所以 1984 年就由丘先生和 Griffith 共同负责。
以上就是改革开放之初，陈先生在中国倡导的三项主要活动，是由丘成桐、伍鸿熙、肖荫堂等当时的青年学者加以实现的。
丘先生第三次来访问是 1983 年 12 月，那年的夏天在华沙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他获得了菲尔兹奖，科学院数学所也拟聘他为名誉学术委员，而我们还报到上面去请国家领导人会见丘先生，主持科学方面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会见是没有问题的，但上报请国家领导人会见时，刚开始领导考虑由国务院总理会见，但我们当时希望最好是由一把手会见，故提议由胡耀邦总书记会见，最后由胡耀邦总书记见了丘先生。会见十分认真，在会见之前先要由科学院向胡耀邦总书记报告一下外宾的基本情况以及可能会提出什么问题和建议，让领导人有思想准备。我记得会见那天是下午四点半，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于是我们四点钟要先去给胡耀邦总书记汇报丘先生的基本情况和估计他要谈的内容，当天出席活动的有胡耀邦总书记，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以及一位负责外事工作的副秘书长，我们这边有吴文俊、陆启铿和我。会见结束后，本来是数学所宴请，后因卢嘉锡到场，改以卢院长的名义宴请，卢先生笑称他做了“不速之主”。
在丘先生没有去哈佛大学之前，许多大学都希望聘任他。到了 1987 年夏天，他决定去哈佛，就在这之前，他再来我们这儿访问，我那时已经当数学所所长了，所以前后的事情完全由我来负责。但中间发生了一个插曲，丘先生来访时住在北京饭店，科学院外事局的一位处长送行来晚了一点。我在丘先生访问时特地把以往华老用过的车借来（当时数学所和应用数学所属于不同的单位，华老因为搞“双法”，主要在应用数学所，他的车和司机编制也在应用数学所；那时数学所只有比较差的上海牌小轿车，为了提高规格，所以就把华老的红旗三排座的车借来），而华老的司机是位老司机，开车以安全为主，虽然时间已经比较紧了，但他还是开得很稳当，结果到了机场时只剩不到半小时，已经不能办理登机手续了。
丘先生当时很着急，他要搬家到哈佛，若弄得要他夫人一个人搬，她就要埋怨丘先生了。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好临时找机场的人，机场的人说他们好办，但检查护照那里可能有问题，让我先去海关看看，我就告诉海关人员我的名字并拿我的证件给他们，他们还知道我，签证官拿着图章陪着我和丘先生到连接飞机通道的地方，先看看能否上飞机，结果还可以，就临时在那里为丘先生盖了海关的章，而丘先生的行李还在外面，但那时已经来不及，丘先生就先走，委托我保管行李，我并不知道行李里有什么东西，拿回去一直放在我办公室，等过了一年半后，我去美国时才帮他带过去，原来行李里有较贵重的东西，丘先生都忘记了。
1979 年时，肖荫堂也是第一次来我们这里访问，他做了一系列关于多复变的演讲，而且他跟陆启铿教授正好是同行，后来他们对国内多复变的发展起了作用。那时华老依然将精力放在推广“双法”上，所以数学所主要的事情由陆启铿张罗，陆先生担任的职务是副所长，但实际上相当于常务副所长，主持了后来 1981 年在杭州举行的多复变会议，这在陆先生的文章里有详细的记载。虽然那次是多复变的会议，因为那时会议比较少，难得有机会，大家都去了，除了华老和陆启铿外，吴文俊、龙瑞麟、张广厚和我都去参加了，我还在会上做了一个演讲，尽管不属于多复变的内容。会议期间我们一起去了钱塘江观潮，开会的地点在汪庄，是毛主席去杭州住的地方。
以上主要谈了尼克松访华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十年间，我国数学对外交流的概况。从那以后，我国的国际学术交流日趋频繁，仅以复分析为例，80 年代便有 P. Duren，Gehring，P. Jones 等学者来做系列演讲。80 年代及以后，在西安、北京、天津、银川、上海、杭州、合肥等地都举行过国际复分析会议，每次会议有十余位或更多的外国学者参加。
一点思考
问：对王元院士的回忆文章，有何看法？
杨：“文革”期间国内所有地方的科研都停顿了十年，甚至很多都是超过十年的，一方面，动乱并不是 1966 年才大规模展开的，之前已经有“四清”运动、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等；另一方面，也不是刚粉碎“四人帮”就能马上恢复研究工作，很多地方都是等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有较大的改变。我是“文革”结束后较早参与对外交流的，跟外国人接触时他们往往问起“文革”的情况，当时我们会尽量轻描淡写，比如 1979 年张广厚和我第一次到美国，因为待的时间比较久，所以必然遇到一些学者谈起中国“文革”的情况，那时思想没有像现在这么开放，我们尽量把那时的问题稍微淡化一点，但客观的事实还是要真实的。例如工农兵学员，“文革”前五年完全没有大学生，后五年收的工农兵学员虽然要求是初中毕业，但并不是当年毕业的，所以实际上那些学生的程度连初中都不如，工农兵学员仅学习三年，而且不能完全在课堂里学习，要“开门办学”，能学到“文革”前比较正式的高中毕业水平应该算不错了。
钟家庆是华老的研究生，原来编制在数学所，后来华老将他和其他研究生带到中科大，“文革”期间结婚，因为他的夫人是清华大学的，他那时也不能留恋数学研究，反正到处都一样，当时要去五七干校，他就调到清华去，“文革”结束才又调回数学所。他说实际上对工农兵学员要从初中课程教起，因为学员在初中毕业后要去生产实践一段时间，到做工农兵学员时都 20 岁左右，之前学的东西已忘掉了。“文革”十年对绝大多数的人而言都是影响巨大，像陈景润是非常例外的，他当然也受到过很多冲击，但因为他身体不好，除了被关进“专政队”以外，其他时间都可以要医生给他开全休的病假条，他就不用参加政治学习和劳动了，也不必去干校和解放军农场。
我们刚开始出国交流时，外国人听到这些情况后都感到十分担忧，非常怀疑我们能不能接得上去，因为照理来说，这样停顿了十几年后当然会出现很大的空缺，不仅那一代人毁了，而且还无法教下一代，应该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赶得上来。到了 1983-1984 年后，情况才慢慢清楚，大家有了信心。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能不能接得上的问题被提出来，并且国家派了一些人出去，派的人基本上就是王元院士文章中提到的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按照国际通用的惯例来邀请，邀请方要知道你和你的研究工作，愿意支付全部的费用，因此被邀请人的水平必须要够，王元院士就是属于这一种，我和张广厚也忝列这个范围，主要是因为美国代表团认可；第二种是国家出钱送出去的访问学者，很多现在较有名的学者都是这一种；第三种是对方邀请，但费用由我国支付。第一种仅是个别的学者，原因是前面提到的“文革”的情况，比如北大和清华就是重灾区，他们完全没有条件搞业务。数学所有条件搞，也仅是 1971 年林彪垮台后名义上可以搞，但许多人认为这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尤其是运动一来马上就得停下来，又开始批判了。大部分人就干脆去装收音机、打家具，那样风险较少，而且还有点实惠，因为当时根本买不到家具。正是“文革”的特殊原因，后来绝大部分出去的人都是第二、第三类，我想今后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了。
问：我想当时做得出色的人分两种，一种是在“文革”时已经崭露头角，所做的工作在国际上有了一定影响；另一种是反应比较快，刚改革开放就开始做研究，并利用国家开放的政策头一批出去，回来后走的路就比较顺利。我觉得大部分应该都是后者。
杨：现在有人讨论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尤其是我们今天讲的国际交流，王元院士从陈景润以及他自己搞的解析数论看（他的文章里也提到），他不太适应国外的生活，改革开放时已经将近 50 岁，他觉得在国际上进行学术交流不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觉得王元的观点不太全面，因为对于解析数论以及我和张广厚搞的 Nevanlinna 理论，主要可以靠自己刻苦攻关、靠证明和运算技巧，其中并不牵涉太多新的概念、理论以及许多别的方面的知识。“文革”前中国也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跟西方没有什么交流，只有西方的期刊可以参考，如果有条件，而不像“文革”那么动乱，中国还有可能搞得上去，陈景润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如果是一些需要用到很多新的概念、理论和很多方面知识的领域，那就需要交流，相互讨论想法，个人就很难搞了。
问：实际上，也许可以说解析数论本来也是得益于国际交流，因为主要是华先生从国外带回来的，如果不是得益于国际交流，华先生也很难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工作，以及后面带出这些好的学生。是吧？
杨：是的。相对来说，解析数论这个方向还是可以个人搞，例如最近的张益唐，除了看一些文献和资料了解最新的进展，他并不在活跃的学术中心，既不在哈佛也不在普林斯顿这一类的中心。而对于很多研究方向，光看资料还不太够，还需要面对面的交流，从别人那里学习一些新思想，比如从 20 世纪 60-70 年代发展起来的指标定理、算术代数几何等，我们那时差不多是完全空白；又比如 Andrew Wiles 证明 Fermat 大定理，如果他没有很广博的知识，没有在学术交流的中心，恐怕就很困难了。
譬如做 Poincaré 猜想，这里我要说点当时的史实了：晨兴数学中心是 1996 年成立的，1997 年就开始运作第一批项目，丘先生的几何分析当然要列进去（另外还有算术代数几何、偏微分方程等），当时丘先生很明确地告诉国内的一些年轻学者要钻研 R. Hamilton 的 Ricci 流。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就几次打电话跟我说这些学者并没有按照他的建议去搞 Ricci 流，还在做调和映射，让我去问问是什么情况。一开始我不太愿意去，因为我不是做这方面的，后来因为他提了好多次，于是我就去问。这些年轻学者说研究所的几何分析学术带头人告诉他们 Hamilton 的文章很难懂，教他们不要念，并认为即使念懂了也做不了什么，调和映射倒还可以做点东西。
这就是说，即使是国内几何分析做得不错的学者，其眼界还是跟丘先生没法比，国内的专家教授只看到调和映射还可以写几篇文章，而丘先生着眼的是要解决重大的问题，认为 Ricci 流这个方向可以用来做 Poincaré 猜想，气势与豪情完全不同。后来国内就只有广州的朱熹平在做，因为他不时去香港交流，并受到丘先生的熏陶，最终参与了解决 Poincaré 猜想的潮流，发挥了作用。当然其中 Perelman 的贡献是最重要的，因为是他最早给出较详细的证明提纲，克服了主要困难，但当时没有人承认他的提纲的正确性，结果由三个组分别验证了。朱熹平、曹怀东这一组做得是很不错的，他们很早完成了长篇证明，不仅验证了 Poincaré 猜想，而且还验证了几何化猜想。同时，他们总体上是按照 Perelman 的框架做，但在一些地方有自己的处理方式。
因此，不同的学科情况还是不一样，有些是国际学术交流起的作用很大，而且这种交流最好是在活跃的研究基地，经常地围绕中心课题不断讨论，不同的学者的侧重点不太一样，相互交流能学到不同方面的知识，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正是需要用到广博的知识。
总之，那个时候的开放和派遣留学生还是起到很好的作用，把我们原来担心的“到底能否接得上”的问题解决了。这批出去的人在某一方面恢复了他们专业领域的知识，而且还比原来有所提高，在自己的领域学到一些新知识并开展相应的研究工作，有些工作还不错。另一方面，也有不足的地方，因为这些最早出去的访问学者不可能在外面重新接受本科和研究生的教育，从而把基础打得很宽，然后去做新的研究，实际上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延续原来的工作方向——可能是一个三级学科或研究领域，并没有学一些很新的东西与广博的知识，尤其是跟自己领域有较大距离的内容。不过，他们出去的时间比较短，只有两年，这些人原来在学校和院系里都是骨干，他们当然会想要有点东西交账，要是学很新的东西，风险就比较大了。此外，当时他们年龄都不小了，有的四十多岁，再大一点的就是五十岁，四五十岁的人当然很自然会沿着老的方向走，而且访问的时间本来就不长，刚到国外还有一个在生活和语言上适应的过程，这是当时比较现实的情况。
问：我觉得现在的交流还有这种问题，不管是出去还是请人过来。一个很好的方向或问题，最后真正能跟上的往往都是学生，而大部分的老师还是会延续他习惯的东西，很难脱胎换骨地改变。比如做几何的，丘先生说应该做 Ricci 流，但马上下决心做的人是很少的，因为一般人不会看那么远，可能考虑的是为了把“杰青”评上，先发两三篇像样的文章，所以他不敢做真正有价值的而却较长远的东西。
杨：这个跟我们大学里评职称的制度有关，美国的大学要好一点，他们不会太过分地考察一些指标，因此往往他们做新的东西比我们好。
问：我觉得改革开放以后之所以没有像王元所希望的那样的工作，是由于我们开放的同时功利心也出现了，不像您们原来做研究那样，尽管交流不多，但却能很安静地、踏踏实实地做。现在能静下心来做的人挺少的，而且越是突出的人，他的环境越复杂，面临的竞争越多，他必须对付很多场面上的事情，于是他就没有心情做大学问了。王元先生的看法也是有道理的，尽管开放带来的好处更多，不过急功近利问题还是挺严重的。
杨：另外，刚改革开放时的学术交流和现在的很不一样。我之前已说过，当时虽然国门已经打开，但交流活动是很少的。比如，1981 年在杭州举行多复变会议，吴文俊先生、龙瑞麟等都来参加了，尽管他们不是做多复变的，因为当时的会议很少。而现在同一个学科的会议就有很多，林芳华教授曾告诉我，他有时一年会接到国内七八个会议的邀请，根本没法都去参加。而且不少会议重复，各个单位之间也很难协调。
问：现在办会议有点像市场行为，只要有钱就能开。若别人不愿意来，名人就请不到，结果就没有影响力。另外，有些会议并不是搞数学的人想开的，比如一个小学校，他们想扩大影响或申请学科点，领导就要求他们数学系必须搞一个大的会，这种情况也蛮多的。
杨：1985 年，中国数学会成立五十周年，我们在上海举行庆祝活动和会议，五十周年是个大庆，所以我们请了国际上比较有名的数学家来。虽然已经到了 1985 年，但当时要开个会还是很不容易，因为在 90 年代之前，国内能住几百人而且又有好会场的大宾馆并不多，国内代表还要可以承受其费用。我当时是中国数学会的秘书长，很清楚这些困难。
那次祝贺中国数学会成立五十周年的会议，Henri Cartan 代表法国数学会来参加了，吴文俊先生（当时的数学会理事长）和我就想趁此机会争取在中法之间达成一些协议，以后可以进行实质性的交流，比如两国互派访问学者或合办学术活动之类。既然要会谈，当然要找个比较正式的地方，会议住地是复旦大学附近一个属于空军的宾馆，叫蓝天宾馆，每一房间里只有两张床和两把椅子，总不可能让 Cartan 坐在床上和我们进行中法会谈。而租一个小的会议室要50块钱，当时来看是不便宜的。
后来我想了个简单的办法：那里有个喝咖啡的地方，里面其实没什么人，收费是每人一块钱，我和吴先生这边另外有一两个中方的工作人员，Cartan 那边加上两三个法方的人，这样最多也就七八个人，我们一个人喝一杯咖啡才七八块钱，而且这也很符合国外的情况。那时我们中国数学会没带会计去上海，用的是复旦的会计，结果复旦的工作人员对这样的报销似乎不满，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在为中法数学交流开会，以为我们纯粹是去喝咖啡，底下议论这个报销到底是什么范围。其实本来我们自己掏钱也没关系，但我事前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些情形，还觉得我们是省了钱。后来苏老和谷先生都知道了，他们就叫复旦负责会议后勤的人到我这里来，让我比较严厉地批评他，我就说：不要说我们这个决定是对国家最有利的，就算中国数学会理事长和秘书长的决定不当，也就是七八块钱，不应为这点小事计较。这可以作为当年国际交流中的一点花絮。
对 20 世纪 70 年代初至 80 年代初的国际学术交流，由于国门初开，我的印象深刻。80 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对外交流逐渐常态化，我们数学所对出国访问一般没有限制，但由于当时经费很紧，研究所不提供经费支持。如对方可以提供国际路费和当地费用，则没有问题。我作为所长，决不使用科学院和研究所的任何费用，也决不使用科学院与国外学术机构签订的协议名额。当时，我每年出访一两次，曾赴美国、欧洲各国、日本约十多个国家，访问了五六十所知名大学及做学术演讲，或参加学术会议并做大会演讲或邀请演讲。新世纪以来，国家对科研与教育增加了支持，数学所已将对方是否为该分支领域国际领先的地方作为出访的首要条件。现在的中青年学者对国际学术交流也已习以为常，详细情况就无须赘述了。
